理想逻辑之函量——所谓“逻辑函量”（即前述“矢量”或“向量”中的“量”），系指“以函数关系递增的感知代偿量”（参阅第七十章之示意图）。


当序列化逻辑函量增益到理性层级时，它的可塑性质态同时表达为超时空的巨大扩容，即呈现出某种几乎不受时空限制的虚载运动形态，其容积尽可以囊括一切可能的分化态存在，其动势又类似于无所不包的非时空幽在格局——即从“多”又还原为“一”那样的本原一统存在格局。这表明，此刻的逻辑主体正高速趋近于对全部分化客体的依存，也表明，此刻的逻辑运动已必须借助“与最高存在度相对应的最高代偿度”之手段，来应付自身分外艰危的衍存形势。

 

【逻辑函量的增长，就其具体实施步骤或实现方式而言，可大致分为三种类型：在无机物演阶段，它以物态的分化重构式跃迁来实现其感应属性的增益；在生物演运阶段，它以物种的基因突变式进化来实现其感知能力的扩张；在人类问世以后，它以具有自我意识的理性逻辑变迁以及相应的类体质工具改进来实现其知识的创新和增长，这个相对独立了的理性逻辑变迁可能表现为灵感的突发、证伪后的猜想（波普尔论点）或新概念的累加与重组（即道金斯称之为“meme拟子”的文化基因）等等，但归根结底，它们都不过是自然分化代偿进程的变态实现方式而已。】

 

说到这里，我们有必要回过头来专门讨论“幽在”，所谓“幽在”，就是一直潜含在本项哲学中而又令我们无法直面的那个极端抽象、极端幽远（或者说是“在极端幽远处加以抽象”）的“在”（即海德格尔用以烘托“在者”的“在”），也就是元初那个存在度最高、故毫无分化、毫无属性代偿、从而自身既没有感应性、亦令感应者无从感应的“非时空存在”。


它之所以可能存在，乃是因为分化者必须有所分化，它之所以无从感应，乃是因为它全然没有任何可感属性。于是，它就成为物理学上的“奇点存在”，也就成为哲学上的“幽在”——由此形成一切感应得以发生的临界源头和一切感知可能企及的临界极限。

 

【因此，我在前文中多次暗示，“在”并不是“理性抽象”的产物，而是来自“作为理性基础的原始感应属性”之最深厚的沉积。也因此，正常的人绝不会为有“存在”而惊异，反倒是这“惊异”本身显出了哲学的多事和杞忧。】

 

从这个既是源头又是极限的界点，到任一感应者或感知者演化抵达的存在位格，这两端之间的代偿性感应区间（参阅第七十章示意图中的“有条件衍存区间”）就构成该感应者或感知者的逻辑函量。即从“在”到“在者”的演化历程，体现着从“一”到“多”的分化，也体现着递弱衍运的代偿矢量。


这个历程就是感应属性的扩展进程，也就是有条件存在者的条件层次化依存序列，于是，感应性把层次性条件转化为层次性对象，而对代表着依存条件的对象的无穷追索就成为逻辑可塑性的渊源，因为这时的逻辑载体已经趋近于无穷弱化的境地，由此终于导致理想逻辑的超时空运动方式——即跨越分布于时空维度上的条件层次，以便在立体化的存在系统中不受时空限制地追索载体自身的全部存在条件，是理想逻辑维护其载体存续的必须，亦是理想逻辑函量的自然规定。

 

基于此，如果把理想逻辑的“函量”转化为定性的“函项”来考察，则它不外乎是对主体自身之依存条件的感知或感应，即是说，理想逻辑的“理”不在乎它是否把握住了依存对象的“真象”，而在乎它是否把握住了依存关系的“真性”，这“真性”就是“真理”，而那被误以为是“真象”的东西就是哲学上所谓的“假象”。

 

【相对于原始阶段的感应、感性和知性而言，这“假象”直接就是“真性”，故此尚可叫作“真象”，虽然它因带入（或“耦合”）了主体自身的属性而仍不免失却了对象的“真象”也罢，这是由于处在“点状反应式表象”关系中的感应者，在其获得该表象的同时就已经直接把握住了自身与对象之间的依存关系。


可见，所谓“假象”其实原本并没有“真”与“假”之别，只是因为后来的衍存者已不能直接从“对象”的“象”中把握诸对象与自身的关系，那“象”才显得“假”了起来。也可见，所谓“性”（或“理”）其实原本并不与“假象”相冲突，而是对“假象”的继承和梳理。质言之，“理”与“象”都不过是对依存关系的感应产物，所不同的，仅在于感应者所处的存在位相或代偿位相的差异而已。】

 

由于越原始的感应越接近于“在”的本原，越少一些间接层次或主观程序的处理，因而具有越大的抽象普遍性，同时具有越小的感知鲜明性（参阅第八十六章），这就为理性逻辑造成了两种结果：一方面，它使“理”常常处于混乱之中；另一方面，它又为“理”提供了加以梳理的根据或手段；说它是“根据”，乃基于“存在效价规定并支配着代偿效价”这一衍存律令（参阅卷一第十九章），这“根据”就是追溯（“追本溯源”的那种“追溯”）到从幽在中刚刚演化或分化出来的广延属性和复多属性上去——前者（指广延属性）就成为几何学的来源；后者（指复多属性）就成为数学的来源。


说它是“手段”，乃基于“前体属性规定并支配着后衍属性”这一自然法则（参阅卷一第四十一章），这“手段”就是禀赋（“先天禀赋”的“先验逻辑”）在理想逻辑中的图式思维和数理思维的能力——前者（对应于逻辑广延性的扩展）就成为几何演绎的思想源泉；后者（对应于逻辑数理性的发展）就成为数学演绎的思想源泉。


愈原始的属性，愈具有普遍性和统领性的优势，由以成为对后衍属性的梳理工具，这就是几何学与数学的学术本质，也就是几何学与数学在人类思想史上越来越显示出深刻性和有效性的终极原因。

 

【所以，欧几里得虽然不被一般哲学史家认定为哲学家，却远比一般的哲学家对后世的影响大；也所以，毕达哥拉斯的哲学虽然在当时显得神秘而怪诞，却实在不愧是唯理论思想的先声。】

 

于是，就像物理学上的数学定量研究同时即表达着某种定性结论一样，理想逻辑的函量发展本身就是精神存在的定性指标。

 

【顺便谈一下，所谓从“量变”到“质变”的说法实在是一个很肤浅但很实用、带有极重的人为武断色彩（或“定点感应”需要）的辩证观点，因为，说到底，一切“质”的存在都是存在度和代偿度的“量”的体现，或者反过来说也一样，一切“量”的存在都是表达在某一存在效价和相应代偿效价上的特定的“质”，所谓“飞跃”其实不过是对这种更深在的质量同一性的无知和误解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