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逻辑之向度——上述之逻辑可塑性非但不能使理想思维摆脱非逻辑的自然规定，反而是可塑性的质态本身正贯彻和表达着宇宙存在性的总体制约。因为logic（逻辑）的向量与logos（逻各斯）的向量是一个反比共和常数，亦即“精神代偿”与“载体递弱”之间的关系正是自然物演矢量的具体体现。


如前所述，这“向量”中的“向”度是不可逆转的，这“向量”中的“量”度是无可增减的。在理想质态以前的感应或感知序列中，逻辑的演动向度及其增益量度与存在度递减的物质或物种进行序列相匹配，即愈高级的物种，其逻辑能力愈强，生存力度愈弱。问题在于，作为理想逻辑载体的“人物”（“人”也是一种“物”的汉语字面词解）如何使逻辑演化的自然向度得以继续？

 

【从表面上看，人的体质变化是微不足道的，但理性观念却似乎可以呈现出某种自演的、独进的态势，上述问题即由此生发。】

 

这就表明，理想逻辑载体自有某种先验的、可塑的非逻辑衍存基态或非逻辑演化动势与之相吻合。


【也就是说，逻辑的不可塑性或可塑性必与其载体的不可塑性或可塑性相一致：物理存在的不可塑性导致物理感应的不可塑性；生物机体的结构可塑态导致生物感应的逻辑可塑态；从理化物质的“感应”到原始生物的“感性”，再到脊椎动物的“知性”乃至高级灵长动物的“理性”，就是这种对应性过渡关系的明证。


而且，后生物机体的可复制性、可发育性以及内部结构的可运动性，相应要求具备某种与其可塑程度大体一致的内交感反馈应激系统，这个内交感系统实际上就是生物外感知系统的逻辑先声。


顺便多说一句：此处暗示，由内交感系统主持的机体细胞结构化过程（可视为“体内社会化”过程）与由外感知系统主导的个体生物社会化过程（可视为“体外结构化”过程）同样具有一脉相承的自然规定性。（详见卷三）】

 

显然，下一步的发展趋势只能是，随着外感知系统的继续分化和继续结构化，理性逻辑之载体自身必须建立身外的“类体质”可塑系统（工具化的体质结构代偿），这就要求两项前提，并由此两项前提引出两项结果：

 

第一项前提是，发展到理想逻辑阶段的感知代偿业已成为该主体存在性的主要构成成分，即感应属性的虚体存在（可简称为“精神存在”），在决定该主体能否存在的存在阈量效指标中，其所占的代偿效价业已大于纯粹载体的效价份额，从而使虚体代偿（指“属性代偿”或“精神代偿”）成为实体存在（指“结构代偿”或“载体代偿”）的主导因素。


结果导致“我思故我在”（笛卡儿语）甚至“存在就是被感知”（贝克莱语）的伪在之局。

 

【其实更早可以追溯到斯多葛派及其遗风流布的时代，故有马尔库斯·奥勒留的千古趣谈：“人就是一点灵魂载负着一具尸体。”进一步讲，人类的精神文明就是从对“灵魂”的关怀开始的（所谓“灵魂”即是“虚体代偿主导实体存在”的初步自觉），所以才有了古埃及的木乃伊、金字塔以及自发于各种族中的寄托灵魂的天堂、地狱和宗教思想。】

 

第二项前提是，发展到理想逻辑阶段的感知载体业已成为极度残弱化的衍存物，即该主体的实体存态（指“体质”状态）必须借助于其虚体代偿（指“智质”作用）来重塑自身的存在质态（或曰“改造自身的生物性状”，谓之“智质性状”，详见卷三），且其工具化体质延伸的重塑成分（可视为“体质代偿”）较之生物衍存原型（可视为“体质元在”）具有越来越大的依赖性比例，从而令载体之继续变塑与逻辑之可塑趋势保持吻合。


结果导致主体存态愈益失稳（或美其名曰“日新月异的科技化”）以至愈益自失（或美其名曰“自我实现的社会化”）的危在之局。

 

【其实早在数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之初，人类以工具补偿和重塑体质的物质文明即告开始，工具使用周期的日益缩短深刻地体现着“类体质”（即“智质性状”）的不踏实性或递弱性。而且，正是这种递弱演化的载体可塑性造就了代偿发展的可塑态逻辑。】

 

也就是说，通称为“感应载体”的物演系统，可以这样人为地划分：从理化阶段的“物质”（即“物衍质态”）发展到生物阶段的“体质”（即“生物性状”或“生存性状”），再从生物阶段的“体质”（亦即“体质性状”）发展到后生物阶段的“类体质”（即“质智性状”），由此达成一脉相承的代偿衍存系统。


是故，作为类体质的工具必然既分化有“感”的属性，又分化有“应”的属性，即类体质无疑是感应载体代偿序列的自然延伸（从而也有力地证明，作为“认识”之源头的物理性“感应一体”原则终将被自然界贯彻到底）。

 

【就精神哲学而言，有关“体质可塑性”的这般简述已经足以说明问题了。不过，在随后的社会哲学卷中，此项讨论将被换一个角度予以更详尽的阐发，请读者届时再行赏析。】

 

于是，理想逻辑的运动“向度”完全沿袭着感应逻辑和感知逻辑的固有路线继续挺进，而且完全遵循着自然物质演化运动的递弱代偿法则，令“逻辑空间”——也就是虚存代偿的“量度”——继续保持加速扩张的态势。

 

【由此可以解释，“人类”这种生物何以会突然挣脱物种衍化的自然梯度而呈现出孤军独进的气概，以至于不管生物学怎样发展都很难把人类与其他动物相提并论。


实际上，如果将人类的类体质进化也放在自然物态或物种演运的同一尺度上看待，则人类工具化体质延伸的每一步变迁都不啻是物种变异的更快捷的继续（或存在度更低的代偿衍存方式）而已。


也难怪弗洛姆要愤恨地说：人是“死的”（nekrophil），他们越来越敌视生命，却崇拜无生命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