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岳：三、西方现代哲学简评

坦率地讲，我对现代西方哲学的总体评价很低。但它所表征的三项基本特点从某种意义上讲却又是必然的：⑴浅薄与浮躁，它所表征的是自然演化律的失稳倾向；⑵琐碎而褊狭，它所表征的是自然分化律的失位倾向；⑶低能无建树，它所表征的是自然代偿律的失效倾向。或者，换一个视角，从思想史的大势上看，哲学的发展过程原本就呈现为抑扬起伏的阶梯状，缺乏创造与成就的平移时期动辄持续数百年也不算稀奇，西方现代哲学大约恰恰就处在这样一个比较苍白的特定阶段，它那离乱而喧嚣的“热闹”情景，正是由于一旦无所建树则难免陷入琐碎争论的时代尴尬，如果我们不说它同时也是整个西方文明体系业已趋于穷途末路的思想症候的话。

以下仅就其梗概予以简评： 

浮躁的开端：克尔凯郭尔基于失恋和自杀的情绪波荡所建立的零碎思绪，纯粹是一种个人的、主观的肤浅感触和激烈发泄，它根本不涉及存在论的基本问题，却居然也能在整个西方焕发起一轮所谓的“存在主义”哲学，不能不令人浩叹西方哲学的没落。

再看尼采神经质的癫狂状态及其蜻蜓点水般的诗哲呓语，他从不讨论哲学上的本体论或认识论上的任何问题，其“强力意志”说及其对“超人”的呼唤，仅仅流露出现代人类“外强中干的生存窘态”以及“企求过度代偿的失存紧张罢了”。

现代西方哲学以此二人为发端，应该说是西方哲学思想的必然产物，它的日趋浮浅化和狂躁化之思想现象本身，正深刻地预示了由西方文明所主导的人类现代精神生活、社会生活以及整个自然生存形势的全面危机。（参阅《物演通论》第二十八章、第五十六章、第五十七章和第一百零三章等。）

存在主义：以海德格尔、萨特和加缪为代表，他们提出“存在无定义”、“存在先于本质”以及“存在的荒谬感”等等，所反映的都是西方哲学史对“存在”之探究的进一步迷失，总结起来，主要有如下三大问题：

（一）海德格尔提出要返回古希腊去追寻“存在”，殊不知正是古希腊的哲思方式，必然导致“存在系统”逐步陷于从“对象化”（自然哲学）到“精神化”（认知哲学）的雾障之中；

（二）无论是克尔凯郭尔的“存在的个人既是无限的也是有限的”，抑或是萨特的“世界从本质上说是我的世界”，还是海德格尔从人本角度提出的“此在”概念，说到底，他们都缺失了对“人”、“个人”以及“人的意识或精神状态”之渊源的最起码的追问，结果导致“此在的主体”及其“被赋予的本质”全都成了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

（三）海德格尔对“烦与畏”的论述，萨特所谓的“他人即地狱”以及加缪的“生存荒谬感”等等，虽然都真切的描述了现代人类的生存困惑，却没有深入发掘造成这种“生存困惑或困境”的存在论之原因，所以，他们都更像是轻飘飘的诗人、剧作家或文学家。

海德格尔本人曾经一心想要创建一个哲学体系而未成，于是转而诋毁一切哲学体系，并把这个毛病遗传给了20世纪的西哲后继者，这就造成一种“失系统的轻浮与零散”。即便如此，对于他们的思考及其所提出的问题，我也直接或间接地稍微给予了些许回应，只是在多数情况下他们并不作为对话的主要对象罢了。（参阅《物演通论》第一章、第七章、第二十七章、第三十一章、第四十章以及第一百四十四章等。） 

现象学运动：胡塞尔、海德格尔、包括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在内。现象学所主张的“回到事物本身”的口号，必然把胡塞尔所说的“现象”从“先验自我”领域引入海德格尔的“人的存在”领域，结果成为存在主义哲学的理论根据地，这个结果本身就标示了现象学的平庸和低能。

胡塞尔的现象学，是对经典“认识论”哲学所进行的一场“缺乏新意的改造”运动，他的“纯粹的”、“先验的”所谓“现象学还原”或“悬搁”，实际上是对康德和布伦坦诺的哲学思想的狭义化修正，其间并未进一步解决任何真正重大的哲学疑问或传统课题。

唯有对“意识意向性”的研究，隐约表达了他对“感应属性”之“应”的规定性略有领悟，可惜领悟得极其模糊，也表述得极其拙劣，最终自然很难造成任何实质性的理论突破。（参阅《物演通论》第一百零六章。）

分析哲学：以弗雷格、罗素和维特根斯坦为代表。

他们是20世纪里不多见的具有实质性创见的学术支派。其创见主要表现在单纯逻辑学领域，即借助数理逻辑来框范日常语言逻辑（莱布尼茨早就发现了这种语体与哲学思境的冲突）的精确性和致密性。但这一点又恰恰是它脱离了哲学思境而转向科学化的某一技术分支的表现，譬如，当弗雷格表述“命题函项”的“真值”问题时，其意境完全是科学状态的，其间丝毫不涉及哲学上的“真知”与“假相”的认识论纠察。

也就是说，分析哲学被当代科学思潮的分化趋势所驱动，使之有可能成为未来“人工智能”之类的科技课题的理论基础之一部分，却同时彻底封闭了自身的哲学前途，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就是这扇封闭之门的关键。

撇开纯逻辑学问题不谈，分析哲学对传统经典哲学所提出的问题多少显得有些茫然，这也是维特根斯坦一味地确认科学逻辑的可靠性，却将形而上学问题视为“伪问题”的原因之一。分析哲学显然无力回应如下问题：

（一）为什么恰恰是西方传统的哲学思路导出了近现代的科学思路？即是问，“假问题”怎么会成为“真学问”的前导？

（二）一般的哲学进展及其相关问题，通常总是由古时的博物学观察或近现代的科学发现所引动，也就是说，“真学问”何以总是会引出“假问题”？

（三）当代的科学思维方法为何会越来越倾向于纯“思辨”的类哲学形式？这一点爱因斯坦本人有深刻感受并有详细论述。那么，试问这些最先进的科学问题是否也应被归于“伪问题”之列呢？

（四）维特根斯坦的“图式论”本身就是一个形而上学体系，然则不妨问一句：他的逻辑哲学问题及其有关答案究竟是“伪问题”还是“真问题”呢？

还有一个话题也很有必要加以澄清，那就是由分析哲学所引发的所谓“语言论转向”事件。现在有许多人鹦鹉学舌，盲目地认从“语言论转向是哲学史发展的第三阶段”之论调，即“本体论——认识论——语义论”的进化线路，并且还把它说成是什么“元哲学”、“元研究”或“哲学的哲学”等等。对此，我只想发表三点评议：

其一，把本体论问题归结为认识论问题有一定道理，因为在“指认本体的过程之前”首先有一个“指认本身具备何种规定性”的问题存在；同样的，把认知逻辑上的问题归结为语义学问题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语言是思维逻辑的现象形态或载体，首先澄清语义结构当然有助于了解逻辑结构的大体状态。

其二，但这里马上凸显出一个相反的问题：要想弄明白有关“认知规定性”的“认识论”或“逻辑学”问题，你又必须首先探讨“认知主体的本体性质”即“本体论”或“存在论”问题，否则有关“认知规定性”的问题就成了无本之木；同样的，要想弄明白“语言学”或“语义结构”问题，你也必须首先探讨“由自然本体生成的主体认知逻辑的求存规定性”，即内涵着本体存在论制约的认识论或逻辑学问题，否则有关“语言论”的问题就成了无源之水。

其三，哲学史早已证明：从“本体论”或“存在论”滑向“认识论”，其结果是丢失了深层的“存在”，这才引出了贝克莱极端主观的“唯我论”、康德扔在彼岸的“自在之物”，以及存在主义哲学重新追寻“存在”的迷失；同样，从“认识论”或“逻辑学”滑向“语言论”，势必又会丢掉对“认知规定性的深层追究”，尽管它可能把逻辑学的研究进一步细化了。

就是说，西方哲学的发展进程倾向于越来越浮浅，也越来越琐屑，它日益远离了“探究终极”的哲学本性或哲学思境，与其说它是在进展，毋宁说它是在消亡——这个过程所体现的就是科学逻辑时代对哲学逻辑时代的覆盖和取代。

一言蔽之，分析哲学充斥着现代科学分化大潮的技术品格，却正在引领着西方哲学走向浅薄和衰败。（参阅《物演通论》第六十七章、第一百六十一章和第一百六十二章等。） 

其他现代哲学派别：我在这里先谈其他分门别类的新生哲学支脉，最后评议所谓的“后现代哲学”：

实用主义哲学：它产生于美国这样一个科学化与工业化的现代新型国家，不能不说是一种必然。依我看，说它是“哲学”，还不如说它是“实学”，或者是“实学的思想铺垫与短浅阶梯”，它的问世标志着“哲学的失身”——失身于科学时代的急功近利和生存紧张。近现代中国的哲学启蒙，以胡适引介这一脉哲思为肇始，此乃造成国人迄今不知哲学为何物的近因之一。 

生命哲学：其典型代表是伯格森。他的“生命之流”和“绵延”说，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现代生命科学对思想界的影响。

他说：“对有意识的存在者来说，事物不是存在，存在的只是活动”（《创造进化论》）；“宇宙不是被造成，而是正在被不断地造成”；“没有自我保存状态，只有正在变化的状态”（《形而上学导论》）等等，着实可以算作是浮光掠影的真知灼见。他对“直觉与理智”（即所谓的“直觉主义”）的讨论也着实赶不上古典哲学的水准，尽管他的表述方式迷倒了不少当代读者。

他显然局限于生物演化运动和人类意识活动的狭隘范围，因此他的“生命哲学”不可能形成一个真正完整的体系。上述情形正是现代西方哲学的整体特征，即它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都发现了传统经典哲学的种种弊端，也都零敲碎打地提出了加以修正或变革的点滴见解，却到底未能造成具有时代意义的系统性突破。（参阅《物演通论》第二十四章与第九十一章等。） 

科学哲学：以波普尔和库恩为代表。

波普尔的“证伪主义”理论至少还触及了科学的哲学层面或认识论层面，但若仅限于科学思想阶段，这个问题显然是说不透的。从大尺度上看，任何认知形态或逻辑模型都具有“伪”的本质，而且它们的“证伪”步伐一定倾向于越来越加快，这是广义逻辑代偿的弱化法则使然，并非仅仅是科学的特征（参阅《物演通论》第一百章）。

波普尔的失误就在于他只达到了哲学认识论的传统层面，譬如对“休谟问题”与“康德问题”的探讨，却没有达到哲学存在论的深层（参阅《物演通论》第六十六章及其后有关章节）。

而库恩的思路则完全漂浮在社会历史学的浅层，他几乎不知道科学问题的哲学含义是什么，更不知道科学作为一种“逻辑分化的晚近失稳形态”其存在论意义上的哲学基点何在。库恩与波普尔的承继关系，倒像是现代西方哲学日益走向浅薄的人格化体现。

法兰克福学派及其他政治哲学：在我看来，这类哲学完全就是现代社会学与政治学的变种，如果这些东西也能叫作“社会哲学”的话，则应该说真正的“社会哲学”尚未诞生。

实际上，法兰克福学派所关心的大多是时髦的政治话语和时尚的社会潮流，同时他们也能挑起某一阵子短暂的思想波动或社会骚动，此外别无要紧的学术贡献可言。至于波普尔的“乌托邦工程批判”、罗尔斯的“正义原则证明”和诺齐克的“最小政府理论”等等，则更像是对既往社会运动和当前社会问题的批判与思考，却不是对有关“社会存在”、“社会构成”以及“社会演化的动能与动量”等根本问题的基础性研究。

从西方思想史上看，也许只有孔德、斯宾塞和马克思曾经对这类真正属于“社会哲学”的问题有过加以深究的意向，这个刚刚着手开垦的哲学处女地眼下反而日渐荒芜，其间只生长出了稀稀拉拉的衰草残花，几乎令人目不忍睹。（参阅《物演通论》卷三。）

后现代主义哲学：在此之前，还出现了符号学和结构主义思潮，它们继续表达着零碎的和具体的关注，只求从一个侧面达成突进，此外一概不论（这里包含着不易为使用象形字的国人所理解的“表音语言符号系统之逻辑强迫症”问题，即所谓的“语音中心主义”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等问题）。

上述种种思绪都是所谓的“后现代”的先声，而后现代思潮只不过是把这种无所建树的破除冲动推向极致而已。

琐碎浅陋的文化反叛是后现代作者的典型特征，譬如福柯对“知识型”的僵硬分类，对“癫狂”、“性史”以及“监狱与惩罚”等冷僻话题耸人听闻的论述（他一边说“历史被谋杀了”，一边又血淋淋地亲自下手谋杀历史）；再如德里达对“语音”、“字符”和“文本”的另类诠释，对“写作无意识”以及“语言之外再无他物”等乖张议题别样手笔的挥洒（此种“非逻辑假设”很像是贝克莱“非物质假设”的拙劣翻版）；他们所继承的，是海德格尔的所谓“语言是存在的寓所”之表层涂抹，是维特根斯坦的“不要想，只要看”的哲学反抗，还有卡西尔的“隐喻先于逻辑”之类的反理性情绪。

美国学者哈桑曾把后现代的特点概括为：不确定性、模糊、间断、散漫、差异、多元、反叛、变形、分解、解构、消解中心等等。总之，他们全都反对“逻辑的专制”，殊不知还有“比逻辑更专制的东西”存在。

我在某一点上欣赏他们，是由于他们的确反映了“现代文明形态高度分化与高度动荡”的现状，也预感到“未来文明阶段倾向于更加失代偿”的前景，这一切都很有些像是“文明的衰败与失存”之前的回光返照。换言之，他们的“解构”诉求以及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散乱议论，至多可以看成是对不可逆转的“自然分化构合趋势”以及“人文理性逻辑化趋势”的边际反动，就像面对不可逆转的“恶性文明化趋势”所必然引发的“返璞归真”的反向诉求一样，其共同特点是：苍白、虚弱而又显得有些歇斯底里，只流落为种种无奈的打趣和空洞的宣泄，然后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抗拒的汹涌浪潮淹没。

唯有我那落伍的哲学，虽然恰好属于他们所非议的“理性主义”的“宏大叙事”，而且“结构完整”，却足以说明“理性如何趋向没落”、“结构如何陷于动荡”以及“人类文明的宏大事态如何奔赴喧闹的落幕”。（参阅《物演通论》卷一第五十五章至第六十章、卷二第一百章至第一百零三章以及第一百一十八章至第一百二十章、卷三第一百六十一章、第一百六十四章至第一百八十章等等。）

2007年8月21日凌晨于西北大学桃园校区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