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的感应状态与物质的运动状态密切相关，或者说，物质的依存状态与物质的自存状态密切相关。


自主（即自为）的自存即为“自我”存态，非自主（即自在）的自存即为“无我”存态，而“自我存态”正是“无我存态”的弱化赓续，一如“某物的自存”正是“物类的通存”的残态体现。
 
【人道之“自私”是天道之“自弱”的物性表达，人道之“无私”是天道之“自残”的物性表达。就“存在之道”而言，人与物的本性全然出自同一规定。

所以，朱熹将物的“所以然之故”与人的“所以然之则”同归于主宰着“天下之物”的“太极”（见《大学或问》及《朱子语类》），虽属粗浅的猜测，却见其直觉之深刻；而刘禹锡所谓“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强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天论》），虽然距离沟通天道（即存在性）的“强弱”与人道（即弱存者）的“是非”已近在咫尺，却终于失之远矣。】
 
既然感应性的发展是为了追逐自存的条件，则当某类存在者业已迷失于过度繁多的依赖条件或条件载体之中时，相应程度的能动性就会代偿性地发生，借以改变被动的遭遇条件为主动的追寻条件，从而力求提高或恢复迎合自身存在条件的概率。

即是说，能动性是在依赖条件量过度膨胀以及与迎合所需条件的机遇呈反比减缩的情况下不得不发展出来的属性代偿。前生命物质的被动运动如光子的波动或分子的布朗运动等等，是其自存条件比较简单亦即存在度较高的表征之一；而生命物质的主动运动，即所谓的“能动性”，是其自存条件比较复杂以及存在度趋于低下的表征之一。

故此，在生物进化的序列上，物种能动性的增强倾向其实表达着物种存在度或生存度的减弱趋势，虽然在进化论的表浅理解中它反而成了生存能力或生存适应性增高的证明。看来，诸如“能力”、“适应性”之类的观念原本就是一些浮泛的表象，它非但不能揭示生命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反而掩蔽了生命存在的自然本质。
 
——是为能动性之扩张趋势。
 
能动性的同义转化概念就是“自由”，可见“自由”首先具有某种自然哲学的意义，如果设定一个不受社会偶然因素干扰的理想自由度，则生物的自由度必与生物的生存度成反比。由此也提示，自由化了的存在物自需某种形式的结构化组织来代偿其动荡不宁的失位态势，因为自由化正是残弱化的现象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