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岳:一、中国思想史上的贤哲与显圣——墨家与名家
关于中国思想史上的其他诸子,暂且略而不论。再则,关于“精神哲学”,在中国思想史上几成遗漏和缺失,故亦不详论,以下仅做点滴说明。
别墨:墨家之后学,着重于墨子“名辩”思绪,史称“别墨”,《韩非子·显学篇》说过“墨离为三”,其中即当有此流派。胡适按晋人鲁胜之注本将其著述特称为《墨辩》,以与《墨经》之全书相区分。
别墨者辈可谓中国先秦名家之滥觞,似就下列领域略曾涉猎:
(一)认识论:谈“知”。逐次及于“认知”三层:官能、感觉和知觉。进而涉及“久”(即“宙”,时间)、“宇”(空间)、“止”(即“志”,记忆)。如《经下》:“知而不以五路,说在久”(“五路”指“五官”,说“不以当下之感官获知,即借以前时间的经验记忆使然”)。
并将知识来源分为三类:闻(传闻)、说(推论)、亲(经验)等。
(二)名实论:谈“概念”。《经说下》:“所以谓,名也;所谓,实也。”这已涉及主语和谓语的关系问题。《经上》:“名:达、类、私。”即按抽象程度将概念分为三级:共相、类别、殊相。
(三)是非论:谈“论辩”。《经说下》:“辩也者,或谓之是,或谓之非,当者胜也”。其推导方式与希腊三段论和印度因明论相近似。并将推论前因分为“小故”(部分因)与“大故”(完全因),如《说》:“小故,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大故,有之必然,无之必不然。”
(四)逻辑论:谈到“辩的七法”,即逻辑方法。分为:“或”(或然)、“假”(虚拟)、“效”(演绎论证)、“辟”(譬,实例类比)、“侔”(词项类比)、“援”(类推)、“推”(归纳论证)等等。
(五)科学论:粗浅涉及算学(数学)、形学(几何)、光学、力学、心理学、经济学以及政治学等等。
别墨之思路格外别致,后成绝学,自有缘故。从韩非子《显学》到司马迁《史记》仅150年,竟至墨子“列传”阙如,足见此一思脉的细微缥缈,亦足见其不容于传统主流国学的历史命运。
再则,墨家名辩的目的仍在于察问是非、审议治乱、处置利害与决断嫌疑等,基本以实用为指归而终究不够实用,此所谓“空灵之学不空灵”,故必灭之。换句话说,别墨的知识论和逻辑论是最初步的,是自经验层面刚刚发动并服务于经验的,从后继名家的疏浅与混乱就可看出它们总体上的幼稚性。
幼稚原本是一种增长的力量或潜能,然而它与滋生它的土壤太不相合,因而它只能在国思源流中湮灭。
名家:主要代表人物有惠施和公孙龙。
关于惠子的思想与辩题,多以《庄子·天下篇》之记叙为据:“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其道舛驳,其言也不中。历物之意曰:‘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天与地卑,山与泽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南方无穷而有穷。今日适越而昔来。连环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惠施以此为大观于天下而晓辩者,天下之辩者相与乐之”。
惠子所谓的“大一”合于老子“道”之本体观,超越了空间和时间的范畴,“天地比(卑)”、“山渊(泽)平”、“齐、秦袭”等,皆属此类。惠子所谓的“小一”合于老子“道”之物极观,郭沫若视其为“原子论”的异说,然不同之处在于,前者重寓言之比附,后者追物序之终极,意蕴相类而论证相远也。
总之,惠子“合同异”的名学一开始就着意于模糊和涣化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虽有老子思想源头上的混沌与深刻,却不见后续逻辑流脉上的分化与开展。
公孙龙似有遗篇,《坚白论》曰:“物白焉不定其所白,物坚焉不定其所坚;不定者兼,恶乎其石也?……于石,一也;坚白,二也;而在于石。……离也者天下故独而正。”《通变论》曰:“谓‘鸡足’,一;数足,二;二而一,故三。谓‘牛羊足’,一;数足,四;四而一,故五。”《白马论》曰:“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马非马。”
择其要者,无非“离坚白”之论辩,一望而知是将共相与殊相混淆、将抽象与具象并立。他还有许多高见,如“飞鸟之景,未尝动也”“镞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时”“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等等,所谈近似于古希腊埃利亚学派的芝诺,本应对空间与时间、运动与静止等重大问题有引申之议,却戛然而止,无所发挥。
尤为不同凡响的是竟有如此一言:“指不至,至不绝。”细察之,“指”乃属性,“至”于本体。若加以深究,可望引出本体论与认识论的所有问题,可惜意长而论短。
不难看出,名家太缺乏缜密运用逻辑推导的功夫。虽说《惠子》、《公孙龙子》文本佚散,但偏偏此类不留,自乃国情使然;我看纵有所藏,亦未必能见补缺。犹如荀卿之讥评:“好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非十二子》)由此一往,名家那绝无仅有且细若游丝的一缕诡辩思绪,自不免沦为后世不登大雅之堂的茶余酒后之笑谈。
2007年8月21日凌晨于西北大学桃园校区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