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学与心学：西方思想史历经“神学——哲学——科学”之三大演进阶段或三大逻辑范式（此乃地中海开放型交流态之地理和文化的自发延展产物），但中国思想史或国学系统显然处于“古儒学、准神学、亚哲学”的更前期阶段或前神学阶段（个中原委与现代智人迁徙于东亚的迟到定居等因素有关），其基本特征表现为“天地崇拜、祖先敬仰、人伦关注”的物、人、神之未分化状态（是为“天人合一”的思想渊源），并停滞于这个阶段达数千年之久，最终使之雕琢化、完善化和僵老化（个中原委与黄土地质特别适宜于粗放农耕，以及故国地缘之西绝嵴、东汪洋、南崇岭、北冻土的相对封闭等因素有关）。


从哲学的角度看，中国思想史有如华夏地势所造成的水系布局一般，俨然呈现出江河日下的独特形势：从老子深邃的“哲学”颠覆（或“亚哲学”颠覆），滑向孔儒与墨家的“实学”陡坡（即韩非子所谓的“显学”），再一路滑向战国时代之诸子百家恣肆横流的中游，至此，“国学”之大体基本完成。


早在战国后期，国中之“悠思”则已全然被紧迫的“治学”所取代，至西汉武帝时代，董仲舒所谓的“独尊儒术”其实不过是儒家的政纲、法家的术势与阴阳家的穿凿之大杂烩而已。此后，虽有佛教传入，“因明”略张，然国学收束之势未改，宛若下游入海，汇为静潭，只有表面上的涟漪波翻，却不见决定去留的深层涌动。演至宋明以降，竟成“国学死而国粹生，学术死而技术生”的别样局面（此处之“国粹”特指“民间技艺的总和”而言）。


从二程到朱熹的“理学”，只是移借佛学“理一分殊”的逻辑方法，重新将杂糅化了的儒学道论弄成更为僵硬也更为局促的名教体系，其“存天理，灭人欲”的基调（《朱子语类》卷十三），以及“张之为三纲，纪之为五常，宇宙之间，一理而已”（《朱文公全集·读大记》）的滥调，绝难看到一丝一毫哲思纵深的生气与生机。


从陆象山到王阳明的“心学”，表面上看似乎略具主观唯心论的思绪（如九渊之“宇宙吾心，吾心宇宙”），实质上却是在寻求儒教“修身”与“治世”的另外法门，其“格竹顿悟”、“心照花色”、“山贼心贼”以及“良知良能”、“知行合一”等等，大抵全是孔孟旧说的铺张或翻版，而且立论浮薄、议叙零散，任何人都无法从中引动新的逻辑枝节。果然，明清以还的中国学思，再未见有能够光大王氏心论的流派问世。

 

不过，话说回来，恰恰是由于哲学逻辑（以及作为其思想后果的科学逻辑）之不展，才使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得以“滞而不夭”，最终成为世界诸多文明古国中仅存的孤本和孑遗，也成为西方文明危势发展之下当今人类唯一可供借鉴的“稳态文明参照系”。此乃另一话题，于兹不赘。（有关中国思想史的历史特征和形成条件，以及我对传统文化或“国故”系统的研究和评价，请参考我的国学著述或专题讲座。）

 

（再者，为了摆脱狭义“哲学”或“哲学家”的概念混淆与纠缠，我看还是将“东西方哲人”统称为“思想家”为妥。


所谓“思想家”辈，非具独到之一见也，乃立创世之构思者，它的涵盖范围可以包括：前神学时代的老子与孔子等；神学时代的释迦、耶稣与穆罕默德等；哲学时代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儿与康德等；以及科学时代的哥白尼、牛顿、达尔文与爱因斯坦等。


有关“思想家”的这种跨时代转换现象，正好勾勒出人类理性逻辑及其文明社会演动的分化扩张态势﹝参阅《物演通论》卷一第十六章、第三十四章及第五十一章，卷二第九十五章至第一百零三章，卷三第一百四十六章至第一百五十七章等﹞；同时，我们还可以借此看出，越原始、越低端的思绪，其有效覆盖面越大，稳定通行期越长﹝参阅《物演通论》第十三章与第四十一章等﹞；


它表明，这份难得被保留下来的“东方思想”之张本，尽管乍一看显得分外粗糙而零落，其中却可能珍藏着某种更深刻也更带有普遍性的天地人间之玄机。）

 

（以下仅在上述“思想家”定义的高度上简谈西方哲学和若干哲学家。）

 

2007年8月21日凌晨于西北大学桃园校区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