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首先是一个实务家（他以无背景的平民身份，成功地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规模的民营“丧仪技校”或“丧葬公司”，且运作状况良好；他以无提携的布衣身份，成功地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极具凝聚力的“政治社团组织”或“在野党”，且借此势力而步入政坛；他身兼“从教、从商、从政”于一体，且一石三鸟，处处得手，无不达到极致，可谓是一个身手不凡的社会活动家），


其次才能算作一个文化人（他在五十五岁左右罢黜于政界之后，又奔波游说诸侯列国达十三年之久而不见用，直至临近古稀之年才静下心来，得以“删诗书、定礼乐、赞易象、修春秋”，然此类文事迄今仍未可确证，其唯一可靠的传世思想文本仅有后世弟子们纪纂的语录体《论语》）。


孔子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末期，依然耿耿于恢复初周之际周公旦“制礼作乐”的所谓“亲亲（亲近有亲缘关系者）、尊尊（尊重有社会尊位者）”之政治制度，可见其心志之所向或心智之所系（《论语·八佾》：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因此，与其将他的学说视为“哲学”，毋宁视之为“实学”更恰当。


孔子虽为老子的流水弟子，但终其一生并没有完全搞懂老子的思想，故曾叹曰：“朝闻道，夕死足矣”（《论语·里仁》）。然而，孔子多少还是看出了老子学说不切人间之实际的弊端，因而一反老子“无为而无不为”的消极主张，偏偏践行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积极态势（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之间的师承关系存在着连贯而错落的历史特点，即，老子是直接表彰生物自然社会或原始氏族社会的；孔子是间接承传动物社会法则并进而将其文理化的；二者共同刻画了人类尚处于文明源头时的迟疑和忧虑），由此实现将老子之“务虚”变成孔子之“务实”的学术转换，也由此造成孔门儒学居然成为国之显学的历史渊源（国人倾向于将“人事”当作“格物”、将“实务”视为“学问”，这正反映了原始文明的切近眼光和农耕社会的文化诉求）。


姑不论孔子的思想如何浅薄而实用，他毕竟做出了如下四项重要的贡献：

 

（一）不自觉地发扬了从动物亲缘社会中增长出来的人文社会之理性规范；（如维持血缘族群的“孝悌纲常”；防止乱伦危害的“男女大防”；以及促进智质发育的“有教无类”、“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等。）

 

（二）亦即不自觉地顺应了农业文明之社会演进代偿的历史要求；（如维系联盟社会的“君臣纲常”；防止阶级冲突的“宗法等级”；以及促进群体合作的“诚意修身”、“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等。）

 

（三）而且，他所提倡的“仁”（“仁者爱人”）之思想核心，恰恰表征为对“弱化人性”的关照；（《论语·颜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乡党》：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论语·里仁》：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

 

（四）他所整饬的“礼”（“齐之以礼”）之政治制约，恰恰表征为对“自然社会结构化趋势”的遵从；（《论语·为政》：“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有格。”《论语·颜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为政》：“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此外，孔子还有一个卓越的见识（五四运动以来也被不无道理地斥为短见和罪过），即他那超现实的胸怀和理想：“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见《论语·颜渊》）。“克己”是指“克制文明化所带来的人欲膨胀和私心骚动”；“复礼”是指“恢复眼前可供参照的西周文明之初的礼制规约”；“天下归仁”是指“惟有如此方能回归于人性淳厚、仁爱通行的美好社会情境之中”）。


质言之，他要竭力守护“人文初生态”（老子是守望“人世原生态”，两者间的“深、浅、虚、实”之差别一目了然），借“礼”、“仁”、“恕”之说教及操作，抗拒和修正“文明化进程”必然带来的生存紊乱后果（就这一点看，又可以讲，孔子虽然有所变通，却深得老子思虑之要领，不愧为老聃最有出息的“得意”门生）。


这使得他的学说大约也为如下史实提供了某种不可或缺的助力：护持古国文明，孑然独立于世，历数千载之磨难而竟坚韧未可折。

 

凡此种种，都是孔子思想终于能够绵延不绝的根本原因。（参阅《物演通论》修订版第一百六十三章等。）

 

2007年8月21日凌晨于西北大学桃园校区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