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谈“哲学史”，首先就得谈“哲学”的概念或定义。


古希腊的哲学指向（philosophy）原本只是“爱智”而已，它的内涵要从它的弦外之音来界定：即凡属切近而实用的问题均应交给常人或匠人们去解决，真正的哲人所关心的纯粹是发自智慧深处的疑难。


这类思考自然远离日常生活与直观层面，其与国人“学以致用”的治学原则适成水火。当然，不同的思想方式必由不同的生存境遇所促成，这是另外一个话题，我们姑且不予置评。


但由此形成的所谓“西方哲学”（其实就是古代非主流的“地中海开放型复合文化”之特称）与“东方思想”（其实就是古代主流的“地缘封闭型农耕文化”之总称）的分野却是一望可知的。


前者的特征是： 

一、追究终极（追问自然万物“为何存在”以及“如何存在”的终极原因）；

二、逻辑反思（运用缜密的逻辑来论证逻辑本身的特性，或者说让思想反过来拷问思想）；

三、科学前瞻（其结果是造成了科学之前身的博物学，提出了未来科学的 问题如“原子论”等，并铸就了未来科学的思想方法如“数论”与“形论”等）。

 

后者的特征是：

一、述而不作（叙述或论述前人的东西而不敢忘加创作与创新，此由孔子发端，之后终成传统）；

二、微言大义（运用言简意赅的语言叙事而杜撰繁琐的逻辑推导，此出于原始象形符号系统的直观表意与直觉思维之制约）；

三、社稷关怀（集中全力以关注极端紧张的人伦关系与社群冲突，此乃中纬度高密人口与其有限农耕资源的生存格局使然）。

 

这是两种全然不同的“人类原初思维模式”，将它们统称为“哲学”亦无不可，然多少显得有些逢迎附会的意味，须知它们势将引出全然不同的问题、思路和语境系统，也势将引出全然不同的人文生存后果。

 

鉴于此，从根源上探求东西方思想的异趣与交融，恐怕正是应对双方文明各自走向末路或畏途的唯一选择。


2007年8月21日凌晨于西北大学桃园校区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