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智质代偿的上列品格，人类作为生物之一种从此骤然升华为生物之一系。即是说，智质通过对于自身类体质生存性状的重塑和再造，其每一个演动进化步骤都相当于一次生物变异甚或生物变种。

 

【从“猿人”➡“旧石器人”➡“新石器人”➡“青铜器人”➡“铁器人”➡“机械化人”➡“电子化人”➡乃至发展到“基因工程人”而不止；或者，换一个表述方式也一样：即从“猿人”➡“原始采猎人”➡“游牧人”➡“农业人”➡“工业化人”➡“信息化人”➡乃至发展到“后现代化人”而不止。】

 

相应地，人类晚级社会作为生物社会的一个阶段从此骤然升华为生物社会的一个阶段性序列。即是说，社会通过对于人类的智质生存性状的生机性结构重组，其每一个具体社会形态都相当于一次生物变异所致的种群变构甚或生物变种所致的社会跃迁。

 

【从“猿人”的“动物中级社会”➡“旧石器人”的“亲缘氏族社会”➡“新石器人”的“氏族部落社会”➡“青铜器人”的“部落联盟社会”以及“原始奴隶社会”➡“农业人”的“种族、民族国家社会”或曰“封建专制社会”➡“工业化人”的“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信息化人”的“民主主义社会”➡乃至发展到“后现代化人”的某种“后现代社会”而不止。】

 

无论选用什么特征或名称来指谓不同的自然人进化质态及其相对应的生物社会进位形态（对于一个多因素结构系统而言，这种指谓方式通常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和随意性，或者至多具有某种标志性和隐喻性的意义），如下所述的自然总体演运趋势终究是不可逆转的：

 

a.延伸于人类本体的“类体质生存性状”（即“智质性状”）之分化愈益细繁或曰愈益残化，从而导致生命个员的孤立生存度倾向于极端弱化；

 

b.代偿于人类上位的“生物晚级社会”之结构愈益致密化或曰愈益实体化，结果导致社会存在倾向于取代或囊括生物存在而成为一个更高级的自然衍存跃迁层次；

 

c.智质性状的变构及其由此引发的社会形态的变革呈现出加速度式的运动态势，亦即任一认知思潮、物化成果以及社会体制的有效衍存时度均不免于渐次缩短；

 

d.与类体质生存性状联为一体的人类生存方式及其上位代偿社会系统呈现出递进失稳的紧张形势，亦即任何与生物晚级社会有关的结构或结构子系统均不免于动荡加剧；

 

e.把上述情状与整个宇宙实存的物演进程结合起来看，可以见得在自然弱化的一脉源流中，存在物的“自在”本性愈显衰微；

 

f.把上述情状与整个宇宙虚存的物演进程结合起来看，可以见得在自然代偿的一脉源流中，存在物的“自为”属性愈显张扬。

 

概括言之，以人类智质性状作为建构媒介的生物晚级社会存在，既是自然动势从“真存”向“伪在”过渡的最高表现形式，又是宇宙物演从“稳存”向“危在”过渡的最高表现形式。

 

【也就是说，作为生物属境的社会存在，它居然发展到凭借生物的智化感应属性以重塑生物的生存性状及其相应的社会结构，是谓其“伪”；作为生物存境的社会结构，它居然从层层失稳的亚原子质态历经原子质态、分子质态、生物体质和智质质态发展到构型庞杂而动荡的晚级社会质态，是谓其“危”。】

 

再者，顺便一提，既然自然衍存的晚近形式是一个愈来愈倾向于系统控制化的联动结构质态，则任何一种仅仅停留在社会层面上来演绎社会运动的“单因素决定论”当然都是不能成立的。

 

【也就是说，无论是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抑或是马克思·韦伯的“文化决定论”，作为研讨社会存在之基本动因的哲学理论都显得过于直观即过于肤浅。


毋宁说，并行于晚级社会结构中的任何一个子系统，乃至任何一个构成部分，都不过是自然存在性演运派生于同一层次上的产物。亦即只有远在“社会存在”发生以先，乃至“宇宙存在”发生以先，就一直支配着一切“具有可感属性的存在”或“尚不具有可感属性的存在”的那个“存在性”，才是唯一的“自在单因素”或“预定元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