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C-Ⅹ.智质及其性状的可塑性：这是上述三章的综合命题。


因为，从DNA的角度来看，它已无法通过分子编码的定型生化结构来操纵多变失序的生物行为；从体质的角度来看，它也无法通过简单的生理性状和本能行为来实现头绪纷纭的生存目标；从自然的角度来看，它同样无法通过凝结成型的物存样态来为生命提供所需日繁的求存条件。


故此，生物必须与它们一起来为自身设置一种手段，或曰“演化派生出一种全新的代偿属性”，使操纵行为的编程得以活化；使性状单调的体能得以分衍；使物质固化的形态得以变构。


这就要求赋予后衍生物的智质属性本身必须是一个既可自塑亦可塑他的变塑性虚体，而且，它还得继承和发扬DNA的使命、体质性状的功能以及自然实存的律令。如此繁复的重重规定和代偿要求集于一身，就形成上述一系列智质本体及其外延性状的可塑性质态。

 

【乍一看来，智质存在的这种全方位可塑性使它显得强大而有力，但这柔质的形态其实直接表征着载体生物的虚弱。生命演进到智质阶段，它借DNA的编码指令无以自持，借体质性状的局促行为无以生存，它已弱化到这种程度，其行为操纵必须有一个前瞻性的选择过程才能确保与成倍递增的依存条件建立起某种吻合态势，甚至可以认为，正是由于连这种最起码的物物对接性存在根据都已丧失殆尽，才需要借助于自塑和塑他的弹性耦合来予以代偿。


所以，智质的衍存性态应该像水的液体形质那样，非但自体无形，还要浸润或渗透他物，使之同样形毁质柔，以利扩展本身的存在。它因此轻而荡漾，浮而无根；也因此顺势而行，随遇而安；它甘于接受他物的框范，宁可让出高地，向下流渡，却绝不肯自以为是，偏要与他物争个高下。


它由此蓄成了冲决阻拦的激流，也由此获得了滴水穿石的势能；由于轻浮，它反而将一切刚物压在身下，由于柔弱，它反而潇洒自如一无障碍。然而，这一切骄傲均来自于任凭摆布而无怨的天性，如果给它一个自己决定自己的情境，则它一定采取守势，静若平湖。

 

唯其秉此一“道”，人类才得以生生不息，智质才得以洋洋洒洒，故有老子斯言：“上善若水。”又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坚强处下，柔弱处上。”（《道德经》，〔先秦〕老子著，徐澍，刘浩注译，安徽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下文之白话译述以该书之注译为张本。）


其意乃说：人活着身体柔软，死了则体硬肢僵；草木生长时枝丫柔脆，死了则变得干枯；所以坚强的东西属于死物，柔弱的东西属于生物；所以用兵逞强就会招致灭亡，树木茂盛就会遭受摧折；凡强大者必处于下位，凡柔弱者必居于上位。


在人类的古代思想史上，如此透彻地阐明自然之强与生命之弱的关系者，老子之道学是绝无仅有的一脉。虽然他尚不能透识自然存续由强至弱的递演原理，然而，在弱以衍存的开创性破题上，老子的解答足以显示他对生存的本原所见极深。

 

东方的黄老之学，一方面盛赞“柔以克刚”的天然之“道”，另一方面箴诫“无为守静”的安分之“德”，由此确立了中国哲思独有的地位，并为远东社会的稳定型文明奠定了不朽的基石，以至于在千百种文明类型纷纷灭绝的人类史上（据汤因比推测，人类的远古文明类型约有六百余种），中华文明巍然挺拔且“滞”而不夭，自有借助于快速旋动以维持不坠的西方文明所不能理解的道理在其中。

 

老子借水的柔弱性和可塑性而名“道”诚属高远，然仍失于察之不深，柔之不弱，倘若再向“弱极”推求，则“出世”之行自可休矣。因为水毕竟是无机物质，它比任何生命都稳定得多，人类作为生物中至高无上的弱存层次，他已不能不同时秉持极端活跃的自为属性而存在。


从自性质素上讲，他历来处于惶惶不可终日的躁烦之中；从依存关系上看，他无时无刻不受到身外事件的扰动。他再“守”，也必须“攻”他物以获取自存的能量；他再“静”，也必须“动”自身以寻求衍存的定位。他有比水还弱的素质，却无与水一般的自足。因此，他应该守静又无可守静，他不宜争强却必须争强。


他的天性一反水的静谧，不仅被赋予“能动性”，而且格外“好动”，迹近成“癖”，以至于智质本身简直没有片刻的安宁，纵然潜入梦中，亦须凭空冶游而不止。道家所谓的“致虚守静”其实是对生命弱以“至虚”却无从“守静”之自然规律的误解和浩叹。


出于同一缘故，孔子曾经拜谒老子，誉为苍龙，返回故里，却照旧诲人如何做人，断不敢按龙的行色或水的渺茫来指导人生；反过来看，人之为人而不知如何做人，居然另需一番后天的教育和塑造方可安身立命，足见为人之艰窘，亦足见智质可塑性之渊源。


再者，儒家理论的核心是“仁”与“礼”，“仁”乃“仁者爱人”，这“爱”正是“爱护”和“爱惜”的意趣，是发自人类弱性深处的自我爱怜的天然倾向；“礼”乃“社稷为重”，这“社稷”正是“群团”与“社会”的意趣，是发自人类残体之间的生机构合的天然倾向。可以说，孔子儒学正是老子道学“弱”而不“虚”的行为化延伸，因此儒道两家相辅相成，悲天悯人，终于奠定了中国文化“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系统和社会理论架构。】

 

至此，我们完成了人类及其社会继前体生物及其前体社会而增长的接点分析和剖面透视：智质存在从A到C的三项嬗变，可以说是整个宇宙存在序列上的一个并非特异的自然跃迁，也是物质运动递弱演化历程上的一个顺理成章的代偿层次，它势将造成生物存在的系统性后果：


取代了DNA在化学水平上的编码操作，亦即取代了DNA作为生物演进原始动因，致使生物发展的力度超越了分子构型的束缚而得以高速变构；取代了体质性状在本能水平上的行为规定，亦即置换了社会构合的物质基础，使之由生物性实体变态为超生物性的类体质延伸；取代了自然物演在实存水平上的固有本真，亦即转化为精神性虚拟的依存格局，从而凭借对身外物质的变塑扩渗来实现自然结构社会化和生物社会密构化的代偿前景。


而智质存在从Ⅰ到Ⅹ的诸多具体属性，踏踏实实地注定了人类及其晚级社会的生物源性和自然源性，致使人类的生存形态无论怎样光怪陆离，终于不能超脱自然存在和生物存在的统一规范，亦即人类的一切生存行为和社会变构，本质上无疑属于自然演历和生物社会发展的继续。

 

【自此以降，人类的智性生存一如万物的层次生发一样再度呈现出自我异化的色彩。由于体质性状的先天定型与智质性状的后天变塑之矛盾，人类社会的结构演化逐渐表达为一系列反生命的特质和劫数，换言之，智质性状的后天再造和代偿发展不免把自然设定的衍存偏位线进一步引向偏离，亦即倾向于将宇宙存在从生物质态升格为社会质态，最终使极端复杂的个体生命反而消融在极端均质的自然社会结构之中而不能自拔。


人类后来的所有磨难就要从这里发其端倪了，而人类社会形态的结构演进或“历史变迁”，其实早在智质初诞之前就已经注定了它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