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单细胞的时聚时散仿佛只是一种试探，不聚不足以维持存续，聚之又令其大不舒畅，因为组织化的格局毕竟会带来某种束缚，甚至会由于势不可免的“分工”而带来某种“不公”，于是，在单细胞尚未完全丧失独立生存的潜能之前，它们尽可以作鸟兽散，尔后重新组合，以求改良。


不过，如此反复“革命”，虽历久不懈却无以弥新，而其生存度的自然衰变照例一往无前，断不会停下来等候它们去慢慢地协商出一个合乎公道的“社会契约”，须知组合的形态早已被它们的衍存位相所规定。所以，此后的多细胞联构体再也不肯继续进行这种徒劳无功的折腾，它们索性密切结合，甘愿忍受由此带来的种种委曲，只要能获得一时的安稳则别无他求。


从此，生物存在朝着机体化的方向迈出了踏踏实实的前进步伐。

 

【实际上，这个自然演化的进程仍是一个渐变的序列，在较原始的刺胞动物阶段，水螅的细胞结构还可以解聚和再聚，生物实验发现，将水螅的柄部切成许多分段，各段均可再生成一个完整的水螅，这表明，早期的机体组织尚没有达到定型化的阶段和位格，随着组织细胞的进一步分化和弱化，它才有望令“单细胞的社群关系”完全物化——即缔造出新一层不可逆转的生命物态。】

 

而这个新的生命物态正是中级社会的“物质基础”。

 

换言之，细胞的组织化和机体化过程乃是初级亚结构社会的必然归宿，一如后来生物机体的社会结构化凝聚过程乃是中、晚级社会发展的必然归宿一样。

 

基于前述，我们可以对初级社会向中级社会的过渡机制予以如下小结：真核细胞的变异进程导致真核细胞越来越难以独存，而真核细胞的分化聚合反应所体现的无非是自然弱化衍存的代偿要求。仅从代偿的自然意义上看，机体化过程自与社会化过程之使命同一，故此，机体化过程才会与社会化过程发生进化演历上的重叠。

 

自此以降，这种重叠并进的局面再也没有被打破。所谓“重叠并进”，系指生物的机体化过程无非就是自然界厉行的结构化或组织化进程，而细胞组织或机体结构的每一步发展又导致机体本身进一步残弱化，这就要求必须在机体之外或机体之上同时施加另一层超机体的代偿，是谓“社会代偿”，亦即“社会结构”。


也就是说，细胞分化导致组织分化，组织分化导致器官分化，如果由组织与器官所建构的生物机体亦不免发生体质性的个体分化，那么，某种针对生物个体的“形而上”的组织整合或结构整合就成为生物衍存之必须。

 

【因此，我以为唯有社会哲学才堪称地地道道的“形而上学”，“形”之所指在于生物存在以及人类存在的“自然形质”，“上”之所指在于社会存在的“上位虚悬”。诚然，这“形而上”的结构衍存其实历来就是“物形存在”之本身，亦即人类之存在其实业已照例被物化在“社会物形”之中，然相对于“学问之主体”的人类而言，社会存在总不免高悬于人类自身形质之上，故，“形而上学”作为此种特定情境之称谓永远恰当。】

 

这种生物个体的分化状态就构成生物群体的异质化状态。

 

而异质生物群体的组织整合状态就是社会存在的结构化状态。

 

社会的异质整合阶段大约起始于寒武纪地质时代。

 

【细胞分化及其多细胞有机体的连续变异，导演出一幕幕波澜壮阔的生命之舞，生物世界变得千姿百态，地球生物圈逐渐形成，细胞分化之于生命领域的推动，犹如社会分工之于商品经济的繁荣，使整个地球的面貌都为之一变。


从五亿七千万年前进入古生代地质史上的寒武纪开始，生命骤然间活跃起来，生物史上的显生时代来临了。奥陶纪是多细胞低等生物的全盛时期，三叶虫、笔石、头足类、腕足类的出现，改变了单细胞生物死气沉沉的局面。志留紀末期，地球上发生强烈的造山运动，海面缩小，陆地浮现，氧气型大气逐渐形成，最原始的脊椎动物甲胄鱼类出现，裸蕨类植物开始登陆。泥盆纪后期，最早的陆生脊椎动物两栖坚头类生物上岸，海洋中肺鱼类和总鳍鱼类增多，珊瑚类大量发展，而远较珊瑚类进化程度为高的头甲鱼却很快消亡了。


就这样，“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中生代中期侏罗纪时代还在海陆空全方位称霸地球的恐龙家族，及至中生代末期竟然一下子就销声匿迹，为新生代上新世遍体披毛的南方古猿腾清了舞台。


短短几亿年时间，数以十亿计的生物种类一闪而过，只有守拙求稳的单细胞生物，静悄悄地目睹了这一闹剧的全过程。待到孤陋寡闻的人类鼓噪上阵时，留下来充当配角的生物品种已是屈指可数，但人类仍然禁不住要为眼前繁花似锦的生态世界击节赞叹。

 

然而，人们似乎没有悟出，这个物种繁荣的进程正是生命弱化和残化的同一进程，恰恰是基于此一结果，社会系统也才得以随之繁荣起来。即是说，变异属性不仅扩展了整个生物存在，而且也相应扩展了整个社会系统，社会的分化以生物体质分化的现实为根据，生物的分化以社会结构分化的功能为依托，二者相辅相成，密切配合，从此一改单细胞生物初级社会的消极落寞之风气，翩翩然跳起了一台生命与社会之间有声有色的联袂双人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