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而易见，全部的问题在于，被“假定化”了的感应过程或认知结局究竟要达成一个什么效果？

 
这就牵涉到“失位性存在”的窘迫形势。

正如在卷一中所谈的那样，凡一切属性载体（此处特指“感应者”）无非是自身存在效价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了的自失性衍存者，致使原始自然界从存在即存在着的相对自在状态渐次衰变为存在者如何才能不至于不存在的相对自为状态，也就是使无所谓“定位”的一维性存在分化为“必须寻求自身立足点”的时空态存在者，是谓“失位”。

失位者必然“失稳”，失稳者唯有通过觅得一个结构性定位或依存性定位才能暂且自稳下来。

然而，对于一个已经弱化了的存在者来说，它所可以指谓的“补偿”又只能来自于它自身，犹如一匹陷入沼泽地的驽马虽已十分困苦，却唯因其所处的不利境遇反而更有必要疲马加鞭一样，是谓“代偿”。

这就要求一切代偿过程非得采取最“省力”亦即最简约的举措不可，足见物理学上的所谓“最小作用原理”其实仍旧是存在性的一种规定。

即便如此，疲马亦不能免于更疲，也就是说，代偿终不能免于代偿的无功效结局。
 
从这个角度来看，所有呈现为各种“作用”（或“功能”）的属性，其实都不过是为了借助于这些作用来纠正自身的失位势态。而所有表达为“属性”（或“特性”）的代偿，包括呆滞的感应属性和神灵般的感知属性在内，无疑也就都成了一种格外沉重的负担。
 
于是，如何把这些负担减缩到刚好满足于负担者建立起自己最简捷的“识辩定位系统”，就成为自然界雕塑自身存在质态的鬼斧神工之所在。
 
落实到感应属性或感知作用的具体过程上，就呈现为前述种种片面的和失真的形而上学之禁闭情状及非逻辑之武断情状。

为此，原子阶段前后低度代偿的原始物质（前至亚原子粒子、后至分子等），例如电子，则主要以自身的电磁属性来达成其电荷感应作用，虽然就其感应表观而言，它对“对象”之所感仅限于一个正电荷，亦即由此丢失了对象的有关电磁属性以外的所有其他客体素质，甚至都不“明白”该对象究竟是一个质子、离子还是一个构态庞然的大分子，但它毕竟借以实现了自身的定位性依存，而且其效果可能一点也不比它把对象本体全然生吞活剥下去差；

进一步看，处于中度代偿阶段的低等生物（向前可推至单细胞生物乃至纯核糖核酸体生物、向后可延及人类以先的哺乳动物）如蝙蝠者类，尽管其感应能度远较低代偿阶段的非生命物质高超得多，却丝毫不能改变原始感应属性的简约规定性，因此，无论蝙蝠的超声扫描范围较之亚原子粒子的电磁场有了多大程度的扩展，它照例只能以物质反射声波的片面属性来感应世界，不过，恰恰是依据这样一种“错误的”表象，蝙蝠才最为有效地确立了自身在阴冷洞天中的优越地位；

推而演之，发生在人类这种属性载体身上的高度代偿的“感知”飞跃，其实是从电子到蝙蝠进程的“感应”跃迁的继续和翻版，也就是说，人类在总体上的“感知程度”一定与他的“存在程度”（或“生存形势”）相匹配。
 
总之，从“万物有知”到“有知万物”，整个知识之流仅仅落实为一脉物演之流，把这个流程反映在逻辑上，最终只能导出一项事实或一句断语：

失真的感应或感知非但不会使感应者或感知者失实，反而是其求实的首要基础和唯一途径——即，首先凭借简约原则来维护自身作为存在者的弱化存态，即求取自存（是为“首要基础”）；其次才谈得上通过感应和感知来维系自身作为分化者的艰难依存，即有赖他在（是为“唯一途径”）。

于是，傲视天下的人类终于照例不能逃脱柏拉图所隐喻的黑暗洞穴，虽然唯有他们高擎着智慧的火炬，夸耀着精神的光明。
 
【这既是柏拉图潜藏着欢乐的悲叹，也是众智人隐含着悲哀的欢呼，一切取决于你是祈求生存还是向往真理；或者更准确地说，正是由于这一切并不取决你的祈求和向往，反而是你的祈求和向往被某种支配性的暗中力量困扰着，让你误以为只有获得真理方能获准生存，所以你才悲欢无常，也悲欢无着，并将闹哄哄的人类史演成如此一部荒诞剧：大凡追求真理者，犹如夸父追日，不免终成牺牲；大凡庸俗求生者，犹如行尸走肉，反令命运悠长。】
 
质言之，具有感应属性的物和具有感知属性的人原本都是被规定在统一的衍存位相上的盲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