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就是智质的性状化表达。它有广义和狭义两种概念外延：广义地讲，它与“文明”一词没有分别，即它所涵盖的是整个自然衍存区间晚近代偿阶段的人类实存状态或“社会结构状态”；狭义地讲，它仅指智质感应属性尚未实现为物化性状以先的虚存状态或“精神预应状态”。

 

【因此，广义的文化或“文明”即成为智质生物展开为晚级社会存在的总体代名词，而狭义的文明或“文化”却成为人类社会结构系统中之信息子系统的具体专用语。】

 

智质的“性状化实现”使智质及其载体残化，从而也使晚级社会的结构演化进程得以展开，这个实现过程既是狭义的文化过程，也是广义的文化产物。换一个较为细致的表述方式，即是说，由于智质属性本身就是物演分化或曰“物存条件化”的感应代偿产物——亦即随着自然依存条件的繁化而不得不繁华起来的信息整合属性——所以，文化活动不外表现为面对信息增量的信息处理过程。


犹如物质的分化总是在任一分化衍生质点的基础上继续分化，故而必然呈现出“依存条件的几何倍增状态”一样，信息量的几何级数暴涨乃是后衍性智化存在者无可回避的境遇。须知所谓“信息”就是分化依存物的感应边缘或者分化物的依存边际效应，而这个依存边际效应的智质态落实或性状化表达正是它自身演运的必然归宿。


由此不难看出，说“我们现在处于信息化时代”其实是用错了“现在时态”的病语，因为自宇宙爆发以来，一切存在物都无例外地处于“信息化时代”之中，只不过人类是处在这个“信息繁化流程”的末端罢了。


不幸（或有幸）的是，在这个信息繁化流程的末端，作为信息依赖主体或信息处理载体的后衍存在者——人类，已经弱化到不能仅仅通过简单的信息感应来实现自身与信息源的直接依存关系，他必须将原本简明的感应一体过程，代偿性地分化为“感”的信息变塑处理程序——即“理性化的感知”过程和“应”的实物变塑处理程序——即“工具的制造及其应用”过程，由此方能达成感应依存的自然回归。


这个递弱代偿流程的天演成果之一就是“文化”，它的同步伴随后果就是文化载体的相应分化或曰性状残化，从而让渐趋致密的生物社会整合结构亦将在它的烘托之下扶摇直上于云霄。


可见，与其说文化是社会结构的“上层建筑”，毋宁说它更像是整个社会系统的“生发基础”，实际上，这两种说法都不确切，因为作为“生发基础”的不是表达为性状化的文化成果，而是倾向于性状化的智质属性；同样，作为“上层建筑”的不是某一现实的社会子系统，而是实体化为整个结构系统的社会存在。

 

【这种情形，就像对于组成原子结构的质子、中子和电子，你不能说何者是该结构的“基础部分”，何者是该结构的“上层建筑”一样。各组成部分之间并无高下之分，因为它们都不过是前核子“基本粒子”的演化产物，而一旦进化为亚原子物质，它们就必然倾向于达成与其衍存属性相吻合的特定质态即原子结构。


如果一定要追溯“基础”与“建筑”的序列，则大抵只能这样演示：作为上层建筑的原子以基本粒子基础；尔后原子本身又成为分子存在的基础；分子的分化构合进而造就出它的上层建筑即生物；生物分化演进的结果就是它的上位建构——社会存在。而各个社会子系统不过是从“亚结构社会存在”逐步跃迁为“结构化社会系统”的同层位分化产物而已。】

 

之所以会有“自然或科技文化”以及“社会或价值文化”的区分，乃是由于人类在“物质分化流”中依存和人类在“自身残化流”中依存是同一个并行的进程，而且，他们只有在“自身残化流”中将自身整合为一个有序的结构实体，才能实现他们在“物质分化流”中的自然衍存。


因此，一切人文社会文化最终都必然呈现为自然理科文化的一个侧翼分化方面，尽管这个侧翼对人类而言似乎显得越来越重要，亦即人类的最终命运有可能完全系于他们的社会组织是否能够保持安泰。

 

【故，在人类思想史上，“社会”（society）凸显为一个“实体性认知对象”——即独立为“社会学”（sociology）专业——是十分晚近的事情，尽管切身而又朦胧的“社稷关怀”早已有之（中文的“社稷”二字似较“社会”一词贴切，“稷”乃百谷之长，古时奉为谷神，可泛指自然依存物；“社”为土神和祭土神的活动之总称，后引申为社会单元和社会组织，例如“由家而国”。“结社为稷”暗示着“分化衍存之道”的自然规定）。


再者，正如孔德所说，人类既往的文化史不外乎经历了三个演化阶段：即神学阶段（严格说来应是“宗教阶段”）、哲学阶段（孔德称其为“形而上学阶段”可能更合适）和科学阶段（孔德亦称之为“实证阶段”），不过，有必要特别强调的是，神学阶段属于文明的低分化期，政治、经济、文化几呈浑然一体状态；演至哲学阶段，面向自然的博物学和面向社会的人文学已判然有别，但政教合一、社稷无分等现象提示文明的分化刚刚开始萌动；近代以降，科学的昌盛导致学科林立，文化裂变俨然就是心智残化或曰“智质分化”的直接指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