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是什么? ——哲学只是古希腊那群“大号儿童”所独自玩弄的一种逻辑游戏罢了。可你如果没玩过它，你将不免思绪沉闷，头脑昏昏。—某哲人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都是异乡人，身体就是灵魂的坟墓。—伯奈特

要爱人类，要追随着神。……只要记得法则在统治着一切就够了。—马尔库斯·奥勒留

 

惠施是庄子的朋友，比较热衷于从政当官，同时也喜欢会友放论，这原是中国文人发自根性的两大嗜好，倒也毋庸挑剔。不过，这两样东西都浮在智慧的表层上，二者加在一起，刚好足以挤掉深思钻研的精力和灵性，却无妨历练出略显多余的机智和辩才。说起来，庄子的官阶要低下得多，不过一介漆园地方的流星小吏而已，竟也多少染上了一点儿类似的毛病，两人聚在一处，自然不免要惹出许多妙语讥辩的交锋，下面这段笑谈，便是其中一桩很著名的典故。

一日，庄子与惠子相偕游于壕水桥上，庄子不禁赞叹鲦鱼的“出游从容之乐”。那是一种条状侧扁的白色小鱼，悠游之状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惠子便问: “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意思是，你又不是鱼，如何得知鱼儿的快乐与否? 这原应属于一个很有趣的逻辑学问题，因为惠子实际上是在探问感知的效能和限度，可惜惠子本人也不清楚他这个问题所涵盖的要旨，所以终于任由庄子狡辩作答。庄子说: “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 这话听起来格外机智，他是在反驳惠子，说你也同样不是我，怎么就可以判断我一定不会知道鱼的快乐呢? 这样空洞的答词完全是在回避问题。惠子非但不予追究，反而亲自封闭了问题的深意，他讲:“我非子，固不知子矣; 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即是说，我不是你，固然不能获知你的心态，但你更不是鱼，自当同样不知鱼儿的快乐，到此可以为止了吧。惠子的这番自答其实大错而特错，他还不如什么也不要说，索性留下一个悬案，就像哥德巴赫猜想似的，以待庄子之后另有才俊。可他偏偏自作聪明，结果只引诱着庄子说了一些更蠢的废话:“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庄子乃说: 让我们从头说起，当你发问“我怎么知道鱼儿快乐”的时候，你其实已经知道我晓得鱼儿快乐才来问我的，而我获知鱼儿快乐正是在壕水桥上啊!你看，庄子是不是又一次闪开了对问题本身的正面回应?只不过他这一次的答法还不及上一次来的巧妙罢了。

就这样，后世的文人居然从此也一概认为这个问题已不成问题了。这就是中国思想家 (所谓的“子”们) 讨论哲学的方式和结局。

这倒让我想起了大约处于同一时代的古希腊哲人芝诺(Zenon of Eleates) 。他也经常倒腾一些怪诞的问题，但他绝不肯停留在表面的机巧上。譬如，他曾提出过一个“追龟论辩”，说希腊神话中善跑的英雄阿基里斯 (Achilles) 永远追不上先跑一程的乌龟，因为无论阿基里斯跑得多快，他必须先跑完从他出发的起点到乌龟当下距离的一半，等他赶完这段路程，乌龟又往前挪动了一些，他则必须再追其间的一半，如此一往，永无止境，尽管阿基里斯会离乌龟越来越近，但他不可能穷尽那个没有尽头的二分法论证，因此他终究不可能追上前面的乌龟。芝诺还说“飞矢不动”，他认为，既然一支箭在静止状态下一定要占据一个和它自身大小相同的位置，那么，如果它在运动的任一瞬间仍然照样占据着同等的空间，则飞矢的过程便只是许多静止的点的**，所以飞矢在总体上是不动的，倘若说它在动，那就等于承认它同时在这一点上又不在这一点上这一矛盾，因此是不可能的。诸如此类的“芝诺命题”看似荒唐，却包含着对“时间与空间”、“运动与静止”等等问题的根本质疑，并具有深刻的逻辑合理性，由此引发西方后来的哲学家不停地探讨这些问题，直到两千多年后的黑格尔和爱因斯坦仍然不得不继续思考它。说起来，庄子在《天下篇》中也谈到惠子提出过类似话题: “飞鸟之景，未尝动也”; “链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时”; “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等等，然而，如果连他们自己都浅尝辄止，风吹笑散，那又如何能够避免最终流于国学里茶余酒后的消遣谈资呢?

现在，让我们来替他俩解答前头那个他们只肯为之一玩儿的题目。

惠子的问题首先涉及到两个主体，即“子” (庄子) 和“鱼”(鲦鱼)。一般而言，任一主体所面对的，都是作为他的对象之客体，纵然那个对象是具有感知能力的生命也罢，就是说，鱼只是庄子面临的一般对象，所以，问题只关乎对象的对象性是什么(参阅本书《“真”作假时假亦真》一文)。但惠子的问题别具一格，在他那里，鱼不仅仅是庄子的对象，它同时还是一个和庄子并列的精神载体，而且，作为主体一方的庄子的精神，如何才能与既作为对象又作为另一主体的鱼的精神沟通，才是问题的难点所在。而庄子的回答方式，只是徒然给出了一个空虚的“我”及其无边界无规定的“我知”，同时再扯进来一个主体 (惠子) ，使之变成三方两种的主体照应关系，或者比这还复杂，使之变成三方两种的主客换位关系。这哪里是在答复问题，简直是在搅浑问题。

显然，在这里，论辩者先得解答什么是主体、什么是客体的问题，以及主、客体之间的进位关系和位差关系如何衍动的问题，否则其他的事情一概无从谈起。从本原意义上讲，也就是从自然分化的演动轴上考察，以客体的可感属性为对象的各个分立的客体就是主体，相对于彼客体而言，此客体的可感属性也就是当它被视为主体时的感应属性。即是说，主体本身就是客体的组成部分，当某一分化物作为感应者将另一分化物(也是感应者)变换成对象从而实现自身为主体之时，那个 (或那些) 被变换为对象的客体又以该主体的镜像式感应属性作为可感属性之素材而同时亦将该主体变换为对象，也就是令该主体立刻还原为客体，是为主体与客体的“原始可换位状态”(譬如电子与质子、与原子核、甚至与分子的那种简单的电荷对偶关系)。

这种可以还原为客体的主体才是主体的根本质态。

后来，随着客体 (也就是主体) 的继续弱化和分化，亦即随着递弱代偿动势的自然发展，作为客体某一部分的衍存者如果还要成为可存在的客体，就必须使自身演变成能与其他日益复杂化的客体相沟通的复杂感应体。而且其自身的复杂程度——包括自身之实物状态亦即“体质状态”的复杂程度和自身之感应状态亦即“精神状态”的复杂程度——必须等于或大于此前纵向演化过程的总体复杂程度。因为，此前所有那些相对简单的存在物都是后衍性存在者须臾不可脱失的存续条件，何况这些后来者还得与跟自己一样怪诞甚至比自己更怪诞的复杂物体相沟通。于是，凡属后来的感应者，势必要演化出一系列更复杂、更宏阔的“客体性质”(看似客观“物性”)或“感应属性”(看似主观“人性”)于一身，是为代偿增益的“主体素质”。

不过，处在后衍位相上的主体相对于它的前位客体而言已成为“不可换位的主体”，即由于“存在位相的不等位性”，或者说，由于后位存在者与前位存在者之间相互依赖程度的不对等性(后位存在者对前位存在者的依赖程度大于前位存在者对后位存在者的依赖程度) ，从而造成“感应效能的非对称性”，即造成后位感应者的感应效能可以覆盖前位存在者，而前位感应者的感应效能却不能对等地覆盖后位存在者——是为“衍存位相对感应效能的自然制约”，亦即“依存向度对感知向度的具体规定”。

据此我们可以解决很多难题。譬如基督教神学上关于“神的位格”的疑问: 如果主 (至高的“主体”) 或上帝存在，则他一定只能处于人的衍存位相之后，而不可能成为人的创生者 (当然更不可能成为宇宙和自然的创世者) ，因为人从来未能普遍地瞻仰到神的尊容 (即人的感应效能不能对等地覆盖其后位存在者)，但据说神却无时无刻不在俯察着人的造孽 (即神的感应效能足以覆盖其前位存在者)。

基于上述，针对惠子的那个具体问题，我们现在至少可以得出三点扼要的意见: (1) 相对于人而言，鱼处在自然物演的原始位相上，它的感应或感知效能相应偏低; (2) 但也因此，鱼就是人的先祖，或是从原始动物进化为人的一个必经阶段，按照生物学家海克尔发现的“胚胎重演律”，生物的个体发育是系统发生的简短而迅速的重演，就是说，人的胚胎期，要经历从受精卵 (相当于原始单细胞生物) 发育到囊胚期 (相当于原始多细胞融合体) ，再从类似于鱼、蛛螺、龟等具有鳃裂和尾的胚胎前期阶段，以及类似于猪、牛、兔等较高等陆生动物的胚胎中期阶段，最终发育成具有种种体智潜能的婴儿，或者也可以这样说: 人曾经当过一次鱼; (3) 撇开人类的文明进化级差不谈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就当时可以对话的两个人而言，他们处在自然物演的同一位相上，亦即处在感知效能对等的地位上，因此他们之间当然能够相互了解，将心比心，即是说，庄子拿“子非我”来论证“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是不能成立的狡辩。

谈到这里，“惠子问题”的答案已不言而自明，我们不避啰嗦，帮人帮到底，代庄子最后把话说完: “我乃鱼之嗣，故知鱼之乐。”——这就是有关“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的简略答词。注释如下: 我处在鱼的感应上位 (即后位) ，因而足以体会鱼的下位 (即前位) 感应状态。须知我自己曾经就是一条鱼(在物种系统进化的古生代志留纪前后并且重演于人体胚胎发育的早期阶段) ，而当我在母腹中作为一条鱼的时候，我没能感受到强烈的苦乐颠簸，这种低感应度的麻木状态就是鱼的“悠然乐怀”之所在。如今我作为更其残弱化的人，不得不相应生出更其富厚的心理感应或情愫代偿，结果反倒不免把自己弄的疯疯癫癫、其苦不堪。于是自觉尚不如鱼类那般木然无知的无聊稳态为佳，是以生此感叹耳!

本文姑且到此收笔吧。但实际上，这个问题还有更深的几层含义可以讨论。譬如，即便你的感知效能足以覆盖前位存在者，然而，作为对象，你对它的感知程度是否因此就能够贯穿无余? 如若不能，感知的限度在哪里? 感知限度的纵深运动如何发生? 再者，作为不可换位的主体，即作为感知者，你是否因为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体察对象，你就一定足以获悉你自己的主体性质? 好比庄子问: “子非我，安知我如何如何……”，言外之意，似乎只有他自己知道自己的状态，可他真的知道自己是什么吗? 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不再烦扰读者。在这里，我只想顺便多说几句闲话，借以回应时常有人提及的一个小问题: 你为何选用“子非鱼”作为笔名?答曰: 我不是鱼，所以我不可能从根本上知道鱼的一切; 就算我是鱼，我也不可能知道我为什么竟然就是一条鱼; 总而言之，我发现我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彻底揭示世界的本真，尽管我整天费尽心机就想做成这件事。于是，我终于明白: 我之所知，仅限于我之所需; 我之所需，仅限于我之所在。只有当我“在的状态”发生了某种变化，我“知的状态”才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这种随“在”而变的“知”显然只是“在”的浮面上荡起的浪花，从这一点上说，“我之所知”与“鱼之所乐”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有鉴于此，“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一语，不是恰好问出了我的哲学处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