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大国，若烹小鲜，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老子

一个人的社交性格一与他的理智才能几乎成反比。—叔本华

国家的目标就在于制造出一个傻瓜的伊甸园，它与生命的真实目标处于直接的冲突之中。—叔本华

无论对你发生了什么事，那都是终古就为你准备好了的，其中的因果蕴涵关系终古都在织就着你的生命之线。—马尔库斯·奥勒留

 

人类有多么聪慧，只用看一件事情就足够了: 社会系统分明是自然演化或生物进化为我们制备出来的一架人身绞肉机，但虚骄的人类硬要把它说成是我们独自建构的天外巨厦。于是，大家不无自豪地聚在其中，并认定自己就是这座大厦的主人，然后心安理得地你争我抢，打闹厮杀，结果一个个弄得像乌眼鸡似的，最后谈起来还觉得“其乐无穷”哩!

不过，生物学家早已发现，“社会”这种东西远在人类尚未问世之前，就已在自然界中大行其道了。而且，它的运行方式，常与人类社会的某个发展阶段具有异曲同工之妙。我在这里只想谈谈膜翅目昆虫那有趣的群化行为现象，尽管它们可能不是整个生物社会演化发展的主流，但却不失为是生物性状残化耦合结构的一个天然社会标本。

膜翅目昆虫的突出特点，就在于它们的体质性状一开始就生成了“异质残化”的表型。譬如蜜蜂或蚂蚁，蜂王或蚁王是群体内惟一具有繁殖能力的雌体，它简直就像一架产卵机器，除了能够繁衍后代而外则一无所能，其自身生存和养育幼婴等等事务，一概由职业化的工蜂或工蚁来完成。工蜂或工蚁虽然同样身为雌性，但性器官却呈现出后天发育不良的畸态，一个个太监似的只能整天忙于无休无止的日常杂务，而且它们天生就备齐了一套专司经济的工具体系，例如蜜蜂用来采集花粉的口器、或后腿外侧凹陷形成的运载装置“花粉篮”等等。而雄蜂或雄蚁干脆就是一伙花花公子，随时准备为王室配种，差使一旦完成，便得毅然殉国，这倒比人间的好色之徒稍显壮烈一些。此外还有更一出奇的角色，例如“在许多蚂蚁物种中有所谓的兵蚁这一特殊等级，它们具有特别坚硬发达的上下颚，是进行搏斗的利器，它们专为自己群体的利益而进攻其他蚁群。”再如，“有一种工蚁不做其他工作，整天吊在巢顶上，一动也不动，它们的腹部隆起，大得惊人，像个电灯泡，里边塞满食物，它们的胃就是别人的粮仓，其他工蚁则把它们当作食品库。”(引自道金斯《自私的基因》)总之，膜翅目群体中一的任一成员，由于自身体质性状的畸形或残化，都无法在个体独立的意义上实现生存，它们的社会织体，其实仅仅是为了达成性状残化的生机重组罢了。我讲上面这些事由，只是为了引出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 所谓“社会”，本质上无非是自然分化或残化历程上的临末结构代偿形态，犹如原子残化就必然达成分子结构、单细胞残化就必然组成有机体结构一样，不同点仅仅在于，如果在有机体层面上继续呈现残化动势，由此形成的宇宙物演结构就被我们糊里糊涂地命名为“社会”了。可见，人类社会是从动物社会中增长出来的自然产物，严格说来，“社会学”的根本问题不在于浅议人的行为怎样铸成了社会，而在于深研自然的规定怎样铸成了人的社会行为。

好了，我们不谈学术，只讲故事 (具体情节尽量由科学家代言，这样既生动又可信) 。下面我们来看膜翅目昆虫到底能表演出多么精彩的集体节目。一般认为，农业和畜牧业是人类智化或人类文明的产物，不知该怎样测度昆虫的智商，但似乎不需要太大的脑容量或创造力，这些玩意儿照样能够被相当完整地缔造出来: “在南美洲有好几个蚂蚁物种以及与这一些物种完全无关的非洲白蚁都能够培植‘菌类种植园’，其中，最有名的是南美洲的‘阳伞蚁’。这种蚂蚁的繁殖能力特别强，有人发现，有的蚂蚁群体其个体竟超过200 万个之多。它们筑穴于地下，复杂的甬道和长廊四通八达，深达10英尺以上，挖出的泥土多达40多吨。地下室内设有菌类种植园地，这种蚂蚁有意识地播种一种特殊品种的菌类。它们把树叶嚼碎，作为特殊的混合肥料进行施肥，这样，它们的工蚁就不必直接搜寻食物，只要搜集制肥用的树叶就行了 (我插一句，这和人类务农的目的完全一样)。这种群体的阳伞蚁吃树叶的胃口大得惊人，这使它们成为一种主要经济作物的害虫，但是树叶并不是它们的食粮，而是它们的菌类的食粮。菌类成熟后它们收获食用，并用以饲养幼虫。……这些蚂蚁也为种植园‘除草’，不让其他品种的菌类混迹其问。”由于没有其他杂菌与之竞争，蚂蚁自己培植的作物于是得以茂盛生长——你看看，它们与人间的农夫何其相似乃尔!

再看畜牧业:“蚂蚁还有自己的家畜……。蚜虫善于吮吸植物中的汁液，它们非常灵巧地把叶脉上的汁液吮吸干净，但是消化吸收这种汁液的效率，却远没有吮吸时的效率高，因此它们会排泄出仍含有部分营养价值的液体。一滴一滴含量丰富的‘蜜汁’从蚜虫的后部分泌出来，速度非常之快，有时每一个蚜虫在一小时内能分泌出超过其自身体重的蜜汁。在一般情况下，蜜汁像雨点一样洒落在地面上，简直和《旧约全书》里提到的天赐‘灵粮’一样，这时，有好几个物种的蚂蚁会等在那里，准备截获蚜虫排出的食粮，有些蚂蚁还会用触角或腿抚摩蚜虫的臀部来‘挤奶’。蚜虫也作出积极的反应，有时故意不排出汁液，等到蚂蚁抚摩时才让汁液滴下，如果那只蚂蚁还没有准备好接受它，蚜虫有时甚至会把一滴汁液缩回体内。有人认为，一些蚜虫为了更好地吸引蚂蚁，其臀部经过演化已取得与蚂蚁脸部相像的外形，抚摩起来的感觉也和抚摩蚂一蚁的脸部一样。……像我们牧场里的乳牛一样，它们过着一种受到庇护的生活，由于蚜虫经常受到蚁群的照料，它已丧失其正常的自卫手段。有的蚂蚁把蚜虫的卵子带回地下蚁穴，妥为照顾，并饲养蚜虫的幼虫，等幼虫长大后，又轻轻地把它们送到地上受到蚁群保护的放牧场地。”(以上引文摘自《自私的基因》)这种畜牧水平，这种高产“奶”量，尤其是主人与家畜之间相互协调和默契的程度，大概连骄傲的人间放牧者也难免会感到有些望尘莫及了吧。

好戏还没完。据说人类的原始社会，其农牧业文明或劳动生产力必须发展到一定高度之后，即所谓可供剥削的“剩余劳动”或“剩余价值”出现之后，更为进步的奴隶制社会形态才会应运而生。搞不清蚂蚁社会的“生产力”该如何衡量，也拿不准蚂蚁个体的“剩余劳动”该如何计算，反正蚂蚁们比人类提前了上千万年，就已建立起十分完备的“蓄奴社会”。达尔文曾经很仔细地观察研究过蚂蚁奴隶社会，难怪他不屑于理会马克思好心寄来的《资本论》巨著，因为可能达尔文认为他的观察实在要比马克思的设想重要得多，这倒不是就二者的学术理论做比较，而是前期的自然进程必然对后期的自然现象具有某种决定性，反之则不行，好比孙子辈的基因影响不了爷爷的行为，但爷爷的怪诞基因难免不把儿孙辈弄得疯疯癫癫一样。以下是达尔文的手笔: “有一次，我幸运地看到了血蚁从一个窠搬到另一个窠里去，主人们谨慎地把奴蚁带在颚间，并不像红褐蚁的情形，主人须由奴隶带走，这真是极有趣的奇观。另一天，大约有20个养奴隶的蚁在同一地点猎取东西，而显然不是找寻食物，这引起了我的注意;有时候有3个奴蚁揪住养奴隶的血蚁的腿不放，养奴隶的蚁残忍地弄死了这些小抵抗者，并且把它们的尸体拖到29码远的窠中去当食物; 但它们不能得到一个蛹来培养为奴隶。于是我从另一个窠里掘出一小团黑蚁的蛹，放在临近战斗的一处空地上，于是这班暴君热切地把它们捉住并且拖走，它们大概以为毕竟是在最后的战役中获胜了。……一天傍晚，我看见另一群血蚁，发现许多这种蚁拖着黑蚁的尸体(可以看出不是迁徙)和无数的蛹回去，走进它们的窠内。我跟着一长行背着战利品的蚁追踪前去，大约有40码之远，到了一处密集的石南科灌木丛，在那里我看到最后一个拖着一个蛹的血蚁出现;但我没有能够在密丛中找到被蹂厢的窠在哪里。然而那窠一定就在附近，因为有两三只黑蚁极度张惶地冲出来，有一只嘴里还衔着一个自己的蛹一动不动地停留在石南的小枝顶上，并且对于被毁的家表现出绝望的神情。”读到这里，你大约已经分不清是蚂蚁在悲痛还是达尔文在忧伤。

这些从蛹里被孵化出来的奴蚁如何工作呢？实际的分工和役使比达尔文所描述的要复杂细致得多，我在这里只引用达尔文的简述，限于篇幅，其他省略不谈：“这种蚂蚁（指于贝尔观察到的红褐蚁）绝对依靠奴隶而生活；如果没有奴隶的帮助，这个物种在1 年之内就一定要灭绝。雄蚁和能育的雌蚁不从事任何工作，工蚁即不育的雌蚁虽然在捕捉奴隶上极为奋发勇敢，但并不做其他任何工作。它们不能营造自己的巢，也不能哺喂自己的幼虫。在老巢已不实用，势必迁徙的时候，是由奴蚁来决定迁徙的事情，并且实际上它们把主人们衔在颚上搬走。主人们是这样的不中用，当于贝尔捉了30个把它们关起来，而没有一个奴蚁时，虽然那里放入他们最喜爱的丰富食物，而且为了刺激他们进行工作又放入它们自己的幼虫和蛹，它们还是一点也不工作；它们自己甚至不会吃东西，因而许多蚂蚁就此饿死了。于贝尔随后放进一个奴蚁——黒蚁（F.fusca）,它即刻开始工作，哺喂和拯救那些生存者；并且营造了几间虫房，来照料幼虫，一切都整顿得井井有条。有什么比这等十分肯定的事实更为奇异的呢？”看来，达尔文也不能解释这类生物社会现象，所以他终于不无愤慨地谴责了“想红褐蚁那样卑鄙地倚靠奴隶来生活的蚁类”。（引自《物种起源》）

临末，让我们借用刘易斯·托马斯的一段趣文，作为膜翅目昆虫所表演的社会悲喜剧的谢幕词: “蚂蚁的确太像人了，这真够让人为难。它们培植真菌，喂养蚜虫作家畜，把军队投入战争，动用化学喷剂来惊扰和迷惑敌人，捕捉奴隶。织巢蚁属使用童工，抱着幼体像梭子一样往返窜动，纺出线来把树叶缝合在一起，供它们的真菌园使用。它们不停地交换信息。它们什么都干，就差看电视了。”如此场景，你还能说“社会生产”和“社会活动”仅仅是人类的专利吗? 顺便提一下，刘易斯似乎已隐约觉察，生物的社会化进程与细胞的机体化进程之间存在着某种雷同的或重演的机制，所以他不由得感慨道:“蚂蚁、还有蜜蜂、白蚁和群居性黄蜂，它们似乎都过着两种生活。它们既是一些个体，做着今天的事而看不出是不是还想着明天，同时又是蚁冢、蚁穴、蜂窠这些扭动着、思考着的庞大动物体中细胞样的成分。”(引自《细胞生命的礼赞》)这个重演的机制暗示着一个自然动势的贯彻效应。

为了防止误会，我在这里得特意声明: 单凭生物学研究尚不足以揭示社会演化的深刻动因，“社会达尔文主义”肯定不是正确的社会学理论，甚至西方近年新兴起来的“社会生物学”也未必中肯，再说达尔文本人从来没有用他的生物学观点图解社会，那是其他人的造作，与达尔文无关。然而，仅仅站在人类自身的狭隘立场上看待社会，注定不会导出什么真知灼见来，因为如此短浅的眼界只与一个部落人详知其村野的沟沟坎坎，就以为大地是托在龟背上的情形没有多少区别。要知道，这个问题或对象必须放在一个更大的尺度上才有望看清，而单纯的人文学视野，若被放在这个大尺度上衡量，恐怕连“鼠目寸光”的形容都变成褒义了。所以有人挖苦说，当今所谓的种种“社会科学”其实毫无科学的内容可言，只有那种想使其成为科学的意图例外。质言之，既然人类本身就是生物进化的自然产物，那么，人类社会则同样不可能纯粹是人类行为缔造的结果，无论这类行为是文化性的还是经济性的。毫无疑问，社会存在——指从生物社会向人类社会演化递进的全过程——一定贯穿在某个自然法则的链条上。

这个链条是如此的奇妙，它所造化的膜翅目社会就像一个活标本，既令人叹为观止，又令人迷惑不解，它使得一切局限于“人类理性特质”或“人类行为关系”的社会学说都不攻自破，也警示人们万勿轻言自己编排的“社会理想”或“社会真谛”——既然社会发展自有它给定的运动定律和运动方向，你又怎能预见，你的“理想”或他人的“真谛”一定不会把你引向始料未及的去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