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是落实在生物晚级社会位相上的进行性自然结构单元或阶段性递弱代偿存境。

 

其“进行性自然结构单元”体现在它的“来龙”上：即如粒子结构➡原子结构➡分子结构➡细胞结构➡机体结构➡动物亲缘种群结构➡人类氏族社群结构➡氏族联合的部落结构➡部落联盟结构➡局域性城邦或王国结构➡扩张型封建君主国家结构➡开放型议会民主国家结构；

 

【这是一个从“亚粒子”之微到“利维坦”之巨的自然结构增长过程，依此看来，诸如“城邦”乃至“国家”之类的东西，既不是亚里士多德所谓的“至善的社会团体”，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谓的“阶级压迫的工具”，尽管它确实蕴含着残化相依的良善，也确实包藏着阶级对抗的邪恶。】

 

其“阶段性递弱代偿存境”体现在它的“去脉”上：即如石器时代的氏族型血缘分化家长制➡石器、木器、陶器综合工具时代的部落型阶层分化酋长制➡青铜器时代的城邦或王国型阶级分化奴隶制➡铁器农业时代的国家统治型贵族分封君候制➡机器工业时代和电子信息时代的生产组织分化型或社团组织分化型议会民主国家制➡再往后，随着智质性状的进一步分化扩延，社会结构单元势必朝着国家联盟、跨洲联盟乃至全球一统的超国家社会体制发展。

 

【可见“国家”是迄今为止最短命的自然代偿结构，它至多不过有数千年的历史，却已显露出行将就木的衰丧气象，这并不与国家的善恶有关，而是自然弱化代偿的加速度定律使然。须知国家消亡绝不意味着社会结构溃散，恰恰相反，它倒是社会结构以及社会制约“更上一层楼”的代偿跃迁。所以，无政府主义至多不过是一种由虚假的“平等”折射出来的近代幻影，正如共产主义至多不过是一种由虚妄的正义折射出来的末代幻影一样。】

 

也就是说，“国家”作为“自然社会存在”的一种结构形式，它同样必须实现自身的残弱化演历：

 

——它的“弱化”过程体现在“统而治之的国家权能”倾向于逐步分散和内向削弱的趋势上；

 

【即如它的经济管理职能不得不移交给越来越结构化的独立经济单位，而既往那种“盐铁官营”式的封建国有制生产关系势难为继；它的文化管理职能不得不移交给越来越系统化的独立研究机构，而既往那种“以吏为师”式的政教合一制文化关系早已解体；甚至它的某些政治管理职能也不得不渐次移交给越来越民主化的社区或社团，从而使“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大政府、小社会”体制必然朝着“政党分化、社团丛生、信仰危机、个性解放”的“大社会、小政府”体制转化。】

 

——它的“残化”过程体现在“封闭自足的国家隔离”倾向于逐步开放和外向依存的趋势上；

 

【即如它的经济自给状态越来越显得残缺不全，于是不得不日益深入地参与到国际经济结构中去；它的文化孤立状态越来越显得不成体系，于是不得不以自我批判的态度融入整个人类文明的洪流中去；甚至它的政治自主权也不得不有所让渡，从而在日臻严密的国际政治秩序或曰“自然发育的社会结构扩展”中走完国家体制的临终路程。】

 

不言而喻，这个过程非但不是社会结构的松弛或社会织体的疏离，反而一定是社会结构的紧固或社会织体的致密——或者说，是“社会结构单元”在更高层级上的实现。严格说来，既往的国家史其实就是一部社会结构化的自然史，其系统控制的权能转移过程正体现着社会组织的分化密构过程，它将把生命物质引入怎样一个高度集成而又高度动荡的自然结构实体之中，自是社会化生物的先行者——人类所不能不关心的前瞻宿命。

 

【顺便一提：不仅是“社会”，任何“存在物”或“衍存系”都不可避免地朝着这种结构化的方向挺进。故，所谓“后现代主义”的“解构”思潮其实仅仅表达了对结构转换的震撼、无奈和惊慌失措，却全然不知这“解构”的动荡正是更庞大、更繁复也更脆弱的“结构”之母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