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智质性状的类体质特征——


B-Ⅵ.工具的位相：智质作为“精神本体”之存在，只是一种后衍性自然感应属性（或曰“自在性生物逻辑潜能”）的超验观审或自我体验；智质作为“生存性状”之延伸，才是一种代偿性自然衍存质态（或曰“自为性生物依存机能”）的经验重塑或自我现身。也就是说，智质存在从生物自演属性转化为超体质的生物生存性状，它必须也必然是体质性生存性状（简称“体质性状”）的变态模拟和代偿跃迁，是谓“智质性状”。

 

【不言而喻，智质一旦从属性潜能物化或显化为生存性状，这“性状存在”就立刻转化成智质的载体，一如原先的“体质存在”是智质的载体一样，于是，当我们此后再说“智质载体”时，它必定是指“体质性状”和“超体质性状”之总和。在此，有必要重申，所谓生物的“性状”或“生存性状”，原本乃是自然物的“质态”或“衍存质态”之同义延伸词。】

 

由此方可解决所谓“工具”以及所有“人造物”（统合为“广义的工具”）在自然物演序列上的存在位置问题，即一切生物缔造的东西已不是单纯理化意义上的物质，而是生物衍存位格上的“类体质代偿相”或“类体质附属物”，换言之，它是在自然演化的动态区间内作为自然物，而不是在人为观照的静态意念中作为自然物。

 

【一切工具都是体质性状的代偿性延展。车马是足力的补充；刀枪是爪牙的进化；望远镜和显微镜是目力的扩张；计算机则是脑功能的赓续；如此而已。


此言虽属平常之论，却从中引出了许多谬误，有人由以认为人已被自己制造的工具所扭曲——或近代人性已为资本主义体系所异化——殊不知工具正是被人性同化了的物性；有人反过来说，人已不是生物，而是别具一格的肉-机联构体，结果令人与自己的产物都化为无根的神明或可怖的怪物；更有人借此证明，实践导出了“真知”，却不见三岁的小儿也能用泥捏娃娃，至于土与水的混合何以就产生了泥的塑性，泥娃娃断不会诉说于真娃娃，且真娃娃也无须去透彻泥娃娃的“真性”。


人利用物的片面的可感知属性原属智质的自然规定，其实一切衍存物无不以自身特定的感应形式利用着作为本体依存条件的他物，即便是先把他物预备为可进一步套取直接依存物的“工具”，在生物史上也照例经过了一个自然而然的代偿演进过程：“某些动物也会使用天然的木棒和石块。


例如猴子有时能用石块去敲碎食物；海獭会利用石块去击碎蚌壳或海胆壳；一种雀类鸴能嘴衔仙人掌的刺，从树皮裂隙中掏出昆虫来；甚至某些昆虫，例如蚁狮，能用头推下沙土来捕捉食物。近年来有人在东非对野生的黑猩猩进行了长期的观察，看到它们能小心谨慎地选择树枝，用来插入白蚁山，获取白蚁为食。如果树枝太长，它们会把它折断成合适的长度，如果有枝杈妨碍其插入蚁穴，它们就会把树杈去掉，因而黑猩猩不仅能使用天然工具，而且具有一定的改变工具的能力。”（引自《普通生物学》吴汝康撰章）


实际上，人类所夸耀的创造性“工具”不过是自身生存度式微而不得不有所凭借的依赖性支撑，俨如站立不稳的老者不得不削木为杖。假设人之坚实一若磐岩，何需他物予以扶助？】

 

除了上述的代偿机理之外，广义的工具与语言一样，还表达着智质虚存的现象形态。质言之，“虚存”（即不同结构物所必具的不同“依存属性”）与“实存”（即借助于自身之“属性”以实现依存的“结构载体”）共同达成任一“存在者”之存在态势或存在质态，“虚存”要么不显现自身——或恰恰是在自身的可感对象中借以显现自身的要素，以及使自身的感应对象在自身中得以显现的要素（参阅卷二）——要么则以某种依存结构的物化方式（即“实存”方式）实现其衍存。


智质作为生命的机能性虚存——也是自然属性系列的最高代偿形式——或者以沉思、幻想、梦境和意识流的形式潜在，或者以意志化的言行和物化的工具来表达生物体质的生存规定。

 

【是故，智质一旦带动体质活动，必然呈现为生物的性状或生物的类性状延续，而一切生物性状皆围绕生存的轴心运转，正如一切无机物的理化质态皆围绕求存的轴心运转一样，智质的存在根据因此只能是对体质性状的拓展，工具的体能延伸性质由此被牢牢地确定下来；而工具之运用一如动物体能之运用，除非是为了寻求自身的生存条件或曰“达成自然总体存在的失位对接”而外，别无任何其他的解释可言。】

 

这样一来，人类社会存续的根据像退潮的暗礁裸裎而出。我们在前述各章中说过，社会的结构化发展盖源于生命个员体质性状的异质残化对生机整合的自然要求。在膜翅目社会昆虫之后，生物演进史上似乎呈现出体质性状相对同质化的回潮，整个动物群态因此展现为聚散逍遥的松弛格局。


然而那不过是社会幼虫的成蛹过渡，蛹裂之时，沉滞的生物社会顷刻间腾空飞扬，简直让你不敢相认，但切莫眼花，须知这飞舞的变态之躯正是原先那蠕蠕不得前行的同一条爬虫，它飞得再高也不能改变自己的本性，只不过显露了自身宿命中更为轻佻和迷离的前程。


它原先附在地上，尚无惧狂飙的摧折，而如今轻风的拂煦即足令其难以自持；它虽然舞姿优雅，却仍在为采食觅偶奔忙；你为它的赏心悦目而诗性勃发，仅仅表明你全然没有站在它的立场上或暂时忘情于诗外的求生处境，对它而言，固有的素质依旧支配着它，所不同的，大概只是把爬虫的苦恼转换成了更为不堪的飞蛾的酸楚而已。

 

智质造化的工具就此大大扩充了人类的体质性状，这种后天创制的工具型类体质性状自然具有瞬息发育和易于变体的特质；而且，对于每一位作为此类工具性状之承担者的个人来说，他的生物性体智潜力只允许他有限地运用诸多工具之一种或几种。


随着智质运动的继承发展和工具种类的无限分化，借助工具表达体能和智能的人类分子急邃地趋向于个性残化，也就是说，这个生存性状的变态发育进程，既把人类大致均一的智质展开为一系列“分科”的异质形态，又把人类几近同质的体质畸变为一系列“分工”的残缺形态。相应地，生命个体的自然生存度随之迅速地趋向于弱化甚至消失，人类社会的整合结构因此得以突飞猛进地发展起来。

 

B-Ⅶ.语言的位格：如果没有语言，智质就只有一个沉闷空洞的潜质，犹如没有四至五种碱基发生具体组合的话，DNA的编码就只是一个潜在的可能一样。因此，语言和工具颇有类同之处，即一方面，它们都是生物体智属性的代偿延伸，另一方面，它们都体现着智质虚存的实体表达和性状再造倾向。其区别仅仅在于，语言只能限定性地处在未展开的纯智质虚存属性和实现了的类体质物化性状之间的衔接性位置上。

 

【换言之，语言及其符号系统，是不可塑的“感官图式表象”向可塑的“理性模型表象”渐次过渡的虚拟代偿产物，即当动物式的“感官图式表象”业已固化，而人的生存度仍然不可遏止地继续衰变之时，感应属性及其感知逻辑不得不为自身的分化代偿铺垫出来的前衍路径或虚载台阶。所以，人类的求知行为越来越依赖于符号系统是一个无可奈何的自然规定，即便今天的电脑虚拟图像日益丰富也丝毫无助于打断这个天演进程。


故，所谓“语言的位格”呈双关含义：从代偿展拓的角度看，它的“位格”表征着“载体衍存在自然存在流程中的位相规定”；从感应方式的角度看，它的“位格”又表达着“智质本体在语法逻辑结构中的分化组态”；不言而喻，它的“结构分化组态”完全受制于它的“衍存位相规定”，或者说，“语法的逻辑位格化”乃是“生物的智质化位格”的产物。


这一点，如果就“人类语言符号系统的演化形态”和“人类在自然社会系统中的进化存状”予以参照研究，即可一目了然：从古猿及猿人的体姿传意和单声（吼声）语势；到真人及智人的音节分化和结绳记事；再到原始文明人的占卜巫符和甲骨刻文；乃至信史时代以来用于日常表意的语言符号系统、用于数理探讨的公式符号系统，以及今天用于人机对话的电脑编程系统等等；可以预见，人类未来的逻辑结构和语言系统还会随着人类的社会生存境遇（亦即人类的自然存在性）的变迁而变迁。】

 

语言作为思想的要素，起着砖瓦对于楼房的作用，砖瓦与楼房的关系决定着对砖瓦形质的要求。换言之，思想物化为工具犹如设计外化为楼宇，语言外化为音节与符号，全然是思想工程或逻辑系统发生结构分化的产物，那么，对语言形质的要求又是什么呢？


20世纪初，天才的索绪尔发现，语言仍是一个空洞，因为语言无非是一套“符号系统”，其中任一词语或概念都只在某种语法逻辑的结构中才有意义，譬如在同一发音之下可能有若干表意完全不同的语词，放在语句中所指明确，单独说出则不知所云。可见，“语言是由相互依赖的诸要素组成的系统，其中每一要素的价值完全是由于另外要素的同时存在而获致的。”（《普通语言学教程》，﹝瑞士﹞费迪南·德·索绪尔著；转引自《结构主义和符号学》，﹝英﹞特伦斯·霍克斯著，瞿铁鹏译，刘峰校。）符号学和结构主义由此诞生。


它提示，语词的空虚化与语词的多变格性及其大容量性相关，正如逻辑的虚存态与逻辑的高度变塑性相关一样。然而，没有实存内涵的结构如何可能成立？

 

【从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研究到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探讨，其实一切“抽象结构”或“结构抽象”都存在这个问题：原子结构中的质子、中子和电子；分子结构中的原子或离子；细胞结构中的分子和高分子集团；生命有机体中的细胞、组织以及器官系统；乃至社会结构中的个体、阶级与基层社团；倘若以时空和广延均告阙如的前宇宙情境作为所有这些“结构”的参照背景，则世界的存在俨然就是无质量、无维度的结构的存在。不过，这样的“结构”纯属缺乏渊源纵深感或缺乏动态衍存内涵的“结构平面描摹图”，是乃“结构主义”的根本弊端。】

 

在这里，我无须重复论证世界是不是按照语法逻辑的结构状态组成的，因为这个问题在本书卷二的研讨中业已阐明。如果仅从结构主义的视角来看，我们借助语言所能表述的世界一定只是我们自己的“逻辑语言世界”，甚至语言所示的世界本身同样只是一个结构系统也未尝不可，“如果不考虑词的周围环境，我们甚至没法确定表示‘太阳’这个词的价值”，可是，为什么讲“坐在太阳里”是不恰当的呢？（引文出处同前。）道理只有一条：我们的逻辑结构和语言结构必须是一个以自身的衍存位格与结构化自然存在取得衔接的特定代偿感应结构，且仅限于此。


外物是摆定了的格局，不容思辨去任意重塑或使之变格，然而在这（相对而言）一成不变的物质世界上，似乎没有给思想者留出固定的存在位置，思想者只有不停地搅动这个世界，才能为自己创造出旋动混浊的共存余地，语言和以语言作为载体的智化逻辑为之应运而生。


于是，语法上的位格立刻成了某种衍存位格的“定位指示器”：语句的主格旨在锁定衍存者的依存条件，并以其繁杂情状标示着主体依存条件的递增量度；语句的谓格旨在确定衍存者的当下意向，并以其游移频率标示着主客依存关系的失稳状态；语句的宾格旨在给定依存条件的具体内容，并以其感知深度标示着代偿依存结构的依赖程度。总之，一切语句、词语或命题的逻辑变格，归根结底都是智性生物多向依存的失位性规定和失位性表现。


进一步讲，指谓对象的名词其实是物的可感表象，它使沉重的外物内化为没有分量的存在；表达意志的动词其实是主体的响应，它使僵硬的外物为失位的生命“挪”出位置——或者毫无幽默地讲，它使失位的生命在僵硬的外物中自己为自己“理”出位置。

 

【当思想者说“太阳落到了山的背后”时，太阳的实际位置并不与这句话中的指谓相关，但思想者必在山的前面（或相对于太阳的另外一侧）却是一个明确的定位。这个定位实在是性命攸关的要务，譬如，只有确认“鸟从天山降到了地上”，原始人众才能投石击杀而食之，这句话的意义仅在于人们与其食物的相对关系，至于下沉到何处为“地”，高出地多少算“天”，以及“鸟”或“birds”这个发音和符号何以就不能是另外一种发音或另外一种符号，甚至“鸟”究竟是一种什么东西，都是毫无意义的追问。


你今天要追问它，是因为你已无鸟可食，你所面临的处境使你不弄清禽类的生性乃至语言的深意就难以生存；你当时若多事去思索，鸟绝不会等着你而不飞离，“思”若使“思者”失食，“思”还有何“可思”？某一个人尚可为“思”而殉道，整个人种断不值得冒此风险。


因此，语言符号必然暗含两项武断：即语言在表意或概念上的武断；以及语言被他人或众人承认和接受上的武断；然而正是这两项武断共同协作，却为智质生物完成了一项最要紧的使命：求存。】

 

逻辑和语言的空洞由此都变得充实，就像饿瘪的胃囊塞满了食物。逻辑因语言而得见形质，语言因思者而获致落实；思者之所以要创制使思者之间发生交往的语言，乃是由于每一位思者都已残化，他们必须相互组合或配合，其中任一个体才感到自身得以完整；语言就在这样紧迫的焦虑之下问世。


它的运用使残者互合，然互合之一瞬反见得暌隔的深沉；分化离散既是一种现实，残弱补合又是一个必然；残之愈深，离之愈散；离之愈散，合之愈迫；语言就在如此一种进程的催逼下日益复杂。

 

可见，语言的发生是生命弱化和残化的产物，语言的细化是残弱者愈益残弱的代偿，亦即语言及其符号是智质属性分化的显性支持形态，因此它与广义工具的本质一样，只能作为生存性状的延伸或生存性状的预延伸而存在。

 

【新生引导故旧，工具宰制精灵，从表面上看，异化的变体历来都在扮演弑父者的角色。当代哲学的“语言论转向”，与古典哲学的“认识论转向”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对语言的关注正在淹没对逻辑的关注，一如既往对逻辑的关注曾经淹没了对本体的关注那样。


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语言之外再无其他”与贝克莱的“感知之外别无所存”何其相似乃尔！从“本体论”（追究物质与本原），到“认识论”（追究精神与感知），再到“语言论”（追究言辞与文本），乍一看，哲学研究似乎越来越精致了，然而，作为哲学载体的人却与缔造了人的自然本体渐行渐远了。


这是一个背弃根本的动势，宛如繁茂的枝叶终于遮蔽了树木的主干，或如奔腾的江河无从回望寂寞的源头，风摆杨柳，水激雾障，无根而至飘荡，离散以至轻浮，处处都表达着宇宙物演的失存趋势和人类智化的失位倾向。


在这里，我无意否认起始于弗雷格的“语言论转向”的学术意义，也许它正好表征着人工智能以及后科学虚拟时代的即将来临，就像“认识论转向”曾经传达了工业革命以及科学逻辑时代的先声一样。但我偏偏像一个落伍的跛脚汉，执意要为此类活泼的先行者加以灰色的旁注：语言引领着思想，深入物质的墓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