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有机体的内外性状分化无论何其复杂，都必然要以种种“欲求”或“意志”的方式表达为相应的外向行为或行为导向（亦即卷二中所谓的“感应属性”或“应式意志”）。因为一切生物性状之所以发生的唯一自然目的就在于取得保障自身存在的自然对接，也就是说，将自身生存的失位状态还原为在自然统一存在上的定位状态。


故此动物的欲求意志应该越简单越好，否则，复杂化的欲求意志势必带来多向配位的内在需求，从而不免导致后衍高分化生物可能陷于无所适从的失定位摇摆困境。这种面向自然存在的配位原则同样适用于面向社会结构的配位过程，甚至可以说，面向群内结构的社会整合代偿就是为了适应整个种群面向自然的定位需要。


因此，生物性状外化为欲求意志或行为方式的过程最好同时也是一个趋于简化的过程，这就是动物体质性状异质分化的演进虽然在生理状态下不免日益复杂，但在外部求存行为性状的异质化历程上却要绕开膜翅目分枝而重新回归于此前那种相对同质化或相对简约化的主流进化方向之原因。（关于“简约原理”，可回顾卷二第八十一章。）

 

我们可以把这种力求简约化的行为性求存性状称为“生存性状”，以与极其复杂的“生物性状”（或“生理性状”）在概念上加以区别。

 

不同动物的生存性状虽然千差万别，按其基本特征不外属于两个大类：一为“体质性状”，即以体能行为的总和表达其求存要求的那样一类生存性状；一为“智质性状”，即以智能行为的总和表达其求存要求的那样一类生存性状。


前者是中级社会的动物用以建构其社会组织的主要自体嵌合面；后者是晚级社会的人类用以建构其社会组织的主要自体嵌合面；而在初级社会的单细胞身上，生物性状与生存性状几乎尚处于潜合为一的未分化状态中，相应地，其社会形态也就呈现为无结构的混沌同质态。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人类的智质性状是在生物体质性状充分分化和发育的基础上形成的，或者说是体质性状演至极限的代偿产物，因此，智质性状总要通过体质性状或体质性状的物态模拟才能获得表达。出于同一缘故，人类作为动物的延续亦照例保持着自身体质性状的简化状态，因而才有可能在人类社会的原始发生期显现出相对同质化的社会结构形态。

 

【前文说过，生物现象无非是分子进化的产物，生物有机体无非是失稳大分子（即DNA螺旋链）的编码衍存形态，基因通过自身编码的自发突变，引导着生物系统的物种变异和自然选择的定向实施。任何基因突变都必然表达为生物体质性状的变异，任何自然选择又总是认可着性状机能的不断提高，由此导致生物物种向越来越高级的方位挺进。


但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濒于衰竭的临界点，也都有一个变态延续的交接点。正如从氢原子开始的原子进化的临界点，就是元素周期表上的第92位轴元素，而它们变态前衍的交接点，就是某些元素所具备的分子化合潜能；或如从简单小分子开始的分子进化的临界点，就是生物大分子的脱氧核糖核酸（DNA）或蛋白质肽链，而它们继续前衍的交接点，就是同样具有编码潜能的核糖核酸分子（RNA）或介于分子物质与生命物质之间的类病毒实体。


生物进化在体质性状上的发展也有它的临界点和交接点：这个临界点就是从单细胞生物开始，直到类人猿或直立人为止；它的交接点就是其他动物造用工具的潜能，以及人类大规模使用工具的旧石器时代。


于是，我们可以把工具叫作“智质性状”，以便与它的前身“体质性状”相区别。所谓“智质性状”，就是指动物或者人类借助于自己的智能属性所造就的工具式体能延伸。也就是说，智质性状一定是体质性状的直接继续或机能发展，就像智能本身是一种在生物进化的过程中渐次发展出来的机能代偿一样。


而所谓的“工具”，无一不是动物体质性状的延长和补充，譬如望远镜和显微镜是眼睛的延长，刨床和龙门吊是手臂的延长，汽车和轮船是足力的延长，电子计算机是脑力的延长等等。总之，我们尽可以把一切工具统统称为“类体质性状”（参阅卷二第一百零一章），进而，我们也可以把体质性状和智质性状统统称为生物系列一脉进化的“生存性状”。


换言之，这个看似人为的发展过程，其实完全是自然进程在同一方向上的继续。而且，需要特别引起注意的是，自然物质的“虚体属性”演化，最终总会造成某种“实体结构”的相应变动。


譬如，物理性质的强、弱作用力是粒子结构得以形成的基础；电磁感应属性是原子结构和分子结构得以形成的基础；随后，代偿递增的生物感知属性又是生物社群结构得以形成的基础；临末，作为生物感知属性延伸产物的人类理智属性，也必然造成人类自身生理结构的体外重塑，以及人类社群继动物社群之后的生物社会结构变动。


也就是说，人类的理性（智质属性）及其作为理性产物的工具（智质性状），并不是一种超自然的东西，而恰恰是自然物质演化运动一脉相承的具体体现。（关于“属性”与“结构”并行代偿的自然照应关系，请参阅卷一第二十章。）】

 

从绝对意义上讲，作为社会结构基础的体质性状分化要比纯粹生物学上的生理性状分化简单得多，尽管生理性状分化正是体质性状分化的基础。这一体质性状的简约原则并不仅仅是为了有利于建构社会代偿，而是任何生物的自然生存均不可违逆的基本生理机制，人类亦无例外。

 

【对于不懂生物学和生理学的读者来说，上述两种性状的差别可以借用这样一个并不十分确切的例子来加以注解：动物的体质运动如奔跑，在行为效果上似乎仅仅表现为机械位移，在广义的体质性状上表征为体能、本能及智能等行为能力和行为意图的总和；而其生理基础之复杂，仅以一个骨骼肌细胞的性质论之，即需涉及肌凝蛋白与肌纤蛋白的微观结构、膜电位的兴奋原理、钙离子的抑制作用、能量代谢的生化程序等等；此外，神经体液系统的应激调节、呼吸循环系统的反馈配合、体温恒稳机制的全面调动、临时无氧酵解的pH缓冲等等全身性整体反应更是一言难尽。


这种外化为求存行为特征的体质性状与内化为机体细胞组织的生理性状之差异，在生物学上可以一语表述为：生命的复杂构成以生存适应为唯一原则；在哲学上则可以仅仅表达为一个词组：代偿级别的续惯性。】

 

从相对意义上讲，这种体质性状的简化原则局限于生物演进位相的某一社会史范畴之内，当以智质性状主宰自身生存的晚级社会动物借助于非本体的“工具”分化来延展体质性状异质化的后天获得性进程时，这种在本质上仍然属于生物体质性状异质分化的演变态势会呈现出趋近于无限复杂化的倾向，从而使绝对意义上的简约原则在社会进化层面上陡然沦丧。

 

【实际上，这种外显的简约失效现象可能只是一个假相，因为那个支配着一切现象变幻的代偿转层法则将把体质性状的简约原理转交给智质性状，这就是为奥卡姆的威廉所发现，为马赫、爱因斯坦等自然学者所深表赞赏的“思维经济原则”的本质所在。


再者，人类智质性状的思维机能和异质分化进程必须依赖于外在符号和物态工具作为载体的现象，其实也同样是上述转层交替简化运作的的规律所致，即是说，“思维经济原则”不仅落实为逻辑程序的相对简约（相对于神经生理程序而言），而且落实为物化智质性状的相对简约（相对于生理体质性状而言）。这再度表明，后来发生于人类种系的智质性状本质上直接就是动物体质性状的转化代偿形态。】

 

于是，贯穿于动物中级社会的下述“生存性状残化耦合原理”，就成为一切生物社会结构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基本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