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人类有理由把自己看做是“万物之灵”，是最接近于造物主形象的生物之极品，因为人类的确表现出卓越的自我求存能力和他物控制能力。问题在于，“能力”是什么？“能力增强”意味着什么?  这个问题很少有人真正追究过。

       一个半世纪以前，“达尔文进化论”问世，把上述问题换成达尔文学说中的专业术语，叫做“适应能力”通过“自然选择”得以提升。但，为什么要“适应”？“适应”什么？“自然选择”何以总是倾向于选留“适应能力增强”的物种，然后又毫不顾惜地任由它们以越来越快的速率绝灭？也就是说，“能力增强”为何最终丝毫无助于高级物种的持久生存，反而成为生物进化系统总体上趋向加速衰亡的负面指标？对于这些问题，达尔文同样没有认真追究过。

       然而，达尔文主义作为一个经得起实证考验的科学理论，无意间进一步确认了文明初始之时神学观念中“人的尊崇地位”，尽管在当时的教会看来，这已经属于对神和人不可饶恕的共同贬辱了。此后，无论是现代生物学抑或是现代医学，都忙不迭地要为人类这个“最高级物种”及其“最精巧机体”求证出一系列“最适者生存”的证据，而且显得越发的理直气壮了。只可惜，前述的那一类基本问题依然顽固地换了一个方式又表达出来，而且这一次是以最夺目也最令人震撼的方式表达为两项互有关联的系统性危机：（1）随着灵长物类的“文明能力”之巨大扩展，整个人种暴露出关乎存亡的总体社会危机；（2）随着进化晚期的“人文潜能”之极端调动，整个人体暴露出病患倍增的生理适应危机。

       前一项，我在《人类的没落与自我拯救的限度》一文中已有所陈述，本文着重讨论后一项问题。不过需要提前说明的是，我的观点将又一次挑战目前通行的医学理论体系，就像上文不免触犯了目前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学理论体系一样。实话说，我一点儿也不想别出心裁，这样做未曾给我带来任何好处。但如果让我为了顺应时代的潮流而去蒙蔽自己也蒙蔽他人，则实在有违我的良知。不是说现在的医生明知故犯、谋财害命，而是包括医患双方的所有人都沉溺在“生物进化”和“文明进步”的同一片泥淖里而不能自拔，甚至不能自知。“不自知”或“不自觉”正是人类文明化生存方式的一贯状态，犹如一切处在所谓“进化”（而实质上是“衰弱化”或“残弱化”）途中的生物们无需“有所知”却照例足可活过来那样没有分别。不同点也许仅仅在于，虽然人类大抵是最为自恋或自我期许最高的一种动物，但它实际上很可能是最缺乏这等资格的末代至弱生灵。若然，反衬之下，人类未免又像是一族最可怜也最愚蠢的虚骄轻狂物种。

       鉴于此，人们最好重新审视一下自身的天赋素质，也就是最好把自己固有的傲慢与无知转化为谦卑与明哲。在中国古语里，“自知者明”、“自胜者强”(《道德经》第三十三章)，所谓“明哲”之含义全在于“保身”。对于那些表面上“能力低下”而骨子里赋有“强存质素”的低等生物来说，它们尽可以弃“自知自胜于不顾，但对于弱不禁风的人类而言，他们还是持以“明哲保身”的惜命宗旨为妙，尤其当他们身不由己地坠落于自个儿缔造的专门用来戕害自身的文明生态罗网之后，这种需要就显得愈发迫切了。

      为了便于阅览以下各节，我建议读者务必首先细心领会前置于本篇的《递弱演化的自然律刚要》一文之精义。此外，我在这里也先行罗列几条要目，以为后文参酌:

一、无论在无机界、有机界、生物界乃至人文界，宇宙物演始终遵循“递弱代偿法则”而运行之。

二、因此，原始物态或物种的存在度或生存度总体偏高；反之，后衍高级物种的存续效价倾向低落。

三、生物“遗传”属性之本相在于拷贝其原型不变，这样有利于阻滞载体生存度的衰减；生物“变异”属性是原样遗传得不到保持的一种无奈和变通，故而它本质上属于“畸形”或“畸变”。

四、“畸变”因此必然成为自然选择的淘汰对象，大凡“变异”的成功率一般不会超过0.l%或者更低;即便通过中性漂移的变异积累而达成新种，它也注定是更衰弱的产物，是谓“衰变”。

五、人类作为38亿年生物史上最末端的畸变或衰变物种，其生理秩序自然就是一系列病理构造的集成，他因此不免演成病魔的化身。

六、更糟糕的是，这种并不美妙的畸病之躯，也须历经千百万年以上的时间，方能建立起机体内外环境的脆弱平衡;然而，短短数千年的“文明进程”遽然造就了一派“超自然”的生存格局，于是，某种全面的“失适应”危机被引爆开来。

       基于上述，我将人类的全部疾病简略分析为如下三大类别，一望而知，它显然是一局系统的三个组分或一脉进程的三个阶段:

      I.进化病。（即畸变叠加的病态之总和，它是人类所有疾病的主体和基础）

      II.文明病。（即人文生态的新病之总和，它可被视为进化病的变态继续，且以指数递增方式引领现在和未来的病变发展方向）

      III.医源性疾病。（即通过对抗上列两类病患所产生的更尖锐的伤害，它可被视为文明病的特殊部分，且形成进行性依赖关系）

       这三类疾病的名称并不是我的发明，医学界早有使用。但，在既往的概念里，它们仅仅被看做是个别的、反常的现象，因而其内涵与外延都极为狭小。在我这里，它们却囊括了人类疾病之全体，甚至表达着人体构造态势和人种衰竭的趋势，因而具有完全不同的生物学、医学乃至自然哲学之意蕴。

我当然希望借此改善人类的养生理念和健康前景。不过，我并不奢望通过单纯的观念调整或医疗变革就能起到扭转大局的作用，它涉及整个人类文明生存方式的重建问题。故，以下之所谈，仅限于学理性的主线铺陈，它只是我的一个名为《人体哲理与现代医疗批判》的系列讲座提纲，其粗疏与单薄在所难免。你若据此作为自家保健行为的指南，则你最好事先想明白，你能否像陶渊明魂游世外或鲁宾孙飘落孤岛那样脱离现代文明而独善其身，倘不能，我看还是有分寸地回归于现实----亦即有分寸地超逸于现实----为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