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源性疾病”导论

它实际上属于“文明病”的一部分，但却是其最纵深、最尖锐、最直接也最容易迷惑人的一个部分，故有必要设为一个专題来讨论》

本来，医疗只是一缕缓和调理的清风，但若适逢秋叶萧瑟，则它立刻就会变成一股摧枯拉朽的力量。[譬如中医，它原本是人文初诞之时、人祸荼毒尚浅、人间病恙少见的产物，所以《黄帝内经》留有斯言：“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自那时起，不管从医者是否自觉，医用的药物历来大多是安慰剂，医疗的效果其实也大多是暗示之效。有关“安慰剂”（无关于药的理化成分而相关于药的心理作用）和“暗示”（人类本质上就是一种“由信而知，取信则灵”的文化动物，或者说，人类文化本质上就是一个信仰暗示系统）的概念，限于篇幅，不再多谈。但读者应该明白，人体疾病绝大多数都循其“自然病程”而呈自愈倾向，医生的干预一般不过是迎合这一自发过程，然后浪得虚名而已。这还是往好里说的结果，实际情形可能比这还要糟糕：由于现代医疗动辄采取过度干预和无度用药的缘故，他给患者造成的损害可能远远大于疾病本身的危害，其后果是，此一波疾病经过虎狼医的治疗蹂躏总算勉强自愈，但却为下一波疾病预埋了中毒发作的前因和伏笔，是谓“疗后循环致病”问题。]

现代医疗的昌盛与现代人体的衰朽相匹配，现代医学的苛酷与现代文明的暴烈相匹配。（前面反复谈过，由于进化过程就是弱化衰变或生物畸变的同一过程，更由于晚近之文明生态与久远之生理建构之间矛盾重重，致使人类存境处在万物叠续之金字塔上最易崩坍的顶端，也使人体生理处于生物畸病之百宝箱中最易爆出的前沿；唯因如此，人间不能没有五花八门的医术，人体不能不被三天两头地修理。但，格外糟糕的是，生物社会此刻也同步演进到了内部结构破溃的晚级文明阶段，医疗体系也相应发展到了污泥浊水横流的无良商业境界；两相汇合的结果是，“衰败的人体”只好交由“腐败的医疗”继续加以摧残a说起来，这倒也符合自然流变的总趋势，故而它很可能属于“落花流水春去也”的人世宿命。）

也就是说，医疗的现代化过程拾好与社会的商业化过程合流，于是，一个“善意的初衷”逐步演变成“居心叵测的合法操作体系”，甚至演变成“意识形态化的人性摧毁系统”。（世界各国的医疗费用迅速飙升，各项开支日趋增大，其增长率超过人口增长率的15倍不止，但各种疾患的发病率却不减反升，整个医疗体系正呈现出严重变质的倾向。难怪罗斯?霍恩抨击说：“医药界需要疾病的存在，因为它唯一的兴趣是能够找见赚钱的‘疗法’”，“医生都是受金钱杠杆控制的木偶”，此言不虚。试看另一组统计数字，着实令人错愕：1973年以色列医生罢医，致使每天就诊的病人从65000人减至7000人，罢医持续了1个月，据耶路撒冷殡仪馆统计，这期间城乡人口的死亡率降低了50%;1976年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的医生罢医52天，只处理急诊，拒绝治疗其他一切病人，结果受累区域的死亡人数下降了35%;还是在1976年，美国洛杉矶医生举行怠工，病人死亡率下降了18%，若罢工则会更低。它表明，现代医疗的总效果或净效果是负面的和残忍的，这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

医生并不比一般人寿命长，这表明他们并不知道如何维护生命。反过来，他们也不知道自己如何把病人给治死了，因为医药杂志和论文筛选都被控制在成为世界首富的医药商手中，至于药效和药物毒性的内幕，医生更是无从知晓。显然，医生也是受蒙蔽者。（据有关方面调查，世界上最著名的医学专业杂志，其董事会主要成员或控股势力早已被最富有的医药商或金融大亨所取代。有人怀疑，很久以来，所有不利于现行医疗体制的研究成果和实验论文，都会被由精选出来的观点齐一的学术泰斗们所组成的学术审查委员会拒之门外。如此酿成的现代医药理论自然会把所有医务人员导向某一既定的学术思想轨道，这还不算白衣天使们被其他中小医药商使用更为露骨的贿买手段所造成的利诱型影响。）

医源性疾病的问题，实质上是科技化和商业化的社会结构性问題在医疗领域的体现，它的普遍性和系统性早已渗透于文明社会的各个方面，并且还会无可阻挡地继续恶化下去。（由人类文明引发或表征的堕落趋势无处不在，它必然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军事、医疗甚至科研、教育和艺术等各个领域，其内质或原因，本文无瑕讨论，有兴趣的读者，请参阅我的《物演通论》或《知鱼之乐》等哲论著述。）


正当性医源病

由于生物进化和文明进化的累积，人类早己成为生命体系中“病态的体现”、“畴病的载体”或曰“病胚子”，所以，求医看病成为必需。

然而，即使是这类正当的医疗，它也会造成医源性损害或医源性疾病，并且是连环性的、进行性的损害或病变。

例如：（1)严格指征的少儿扁桃体切除术与终生相伴的慢性咽炎、多发性上呼吸道感染及其并发症；（2)给贫血患者或生育期妇女进行补铁治疗引发血铁管制失效、髙感染率以及癌症高发率；（3)给缺转儿童或骨质疏松症老人进行补钙治疗引起神经系统功能紊乱、异位组织钙沉积、胆结石、尿路结石等；（4)胆结石、胆囊炎等胆囊摘除造成脂舫泻和脂溶性维生素缺乏症；（5)阑尾炎切除、各类急腹症、胎位不正剖宫产与肠粘连、肠梗阻、盆腔炎等并发症或继发症；（6)原发性高血压长期用药造成肝功能损伤和肝硬化腹水；（7)癌症的化疗、放疗加重痛苦和加速死亡；（8)银屑病即牛皮癣的类癌病变与化疗；（9)自体免疫性疾病如风湿活动、急性肾小球肾炎、红斑狼疮等进行免疫抑制治疗或运用激素治疗导致髙感染率、远期痛症、激素病以及内分泌祀器官永久性失能：（10)HIV携带者或乙肝检测阳性者用药后变成发病者；等等，不一而足。

更严重的是，长期用药造成耐药菌株，也造成更大规模的传染和更为苛毒的治疗，从而给未来留下无法预测的危险，如结核病、支原体肺炎、霉菌性阴道炎以及其他种种抗感染治疗。

必须格外注意，许多一般认为是“应该”或“必须”求治的医疗行为，其实根本不需要治疗或者不需要如此过分的治疗。


诊断性医源病

化验检査和仪器检测等诊断辅助手段原本只具有参考价值，现遭滥用，且与日俱增、花样翻新，给病人带来极大的经济负担和心理压力。

检验正常值问题。[正态分布问题（所谓“异常”大多是对钟形分布概率的误解)；系统误差问题（涉及人员技术水平、仪器设备偏失以及试剂质量、季节温差、光照强度等多种影响个别误差问题（涉及因素更多，甚至受检者的饮食、情绪变化都在影响之列)。所以，真正的好医生从来不以化验检测结果确定诊断。]

直接造成三种医源性损害：

(1)理化损害。（X光辐射损害，电磁波损害，胎儿超声损害，以及导管、穿刺、腔镜等创伤性损害等等。）

(2)心理损害。（a.恐吓症，经常足以致人死命。如：糖尿病临界化验值引发的持续节食性损害；癌症误诊导致“病人”发生剧烈抑郁性损害乃至自杀。b.暗示病，经常足以致人患病。如：不必要的心电图及心脏检测致使受检者变成“假性心脏病患者”，从此生活失常、活动受限、药物滥用；种种癔病如肝功能检测引起的肝痛、眼底检查引起的视觉障碍、胃镜检查引起的持久胃痛；等等。）

(3)交叉感染。（抽血、探头体表接触、腔镜内置接触，等等。）

纯粹为了搜刮钱财，医院方面居然设定检验收入指标；开出各种昂贵检验、CT、核磁共振的医生可享有丰厚回扣。

美其名曰“收集防范性资料”，荒唐到儿童割扁桃体也査艾滋、一般割阑尾统统进行活体病理检査的程度，贪鄙之状令人发指。

《华商报》2005年9月11日载，铜川刘先生査乙肝，四家医院四种结果。更严重的是干脆全出假报告；据报道,在某些男科性病医院，凡就诊检査者无一正常。

诱人进行“定期体检”，但复杂细致而又指标可疑的现代检査，几乎无人能够完全正常，于是凭空制造出无穷无尽的疑似“病人”。

凡此种种，或苟且阴暗，或冠冕堂皇，其最终目的无非是将广大民众无一遗漏地导入系统性医源病的门户。


治疗性医源病

先谈三个问题：

第一，大多数不适或病变无需治疗，人体自会调整克服，或通过饮食作息调养梳理，否则即为“多余治疗”。（例如：感冒、低烧、咳嗽、腹泻；轻微短时的胃痛、头痛、关节痛等；老年性腰腿痛、高脂血症、血压波动、血糖波动、冠状动脉灌注量下降等；甚至相当一部分明确的疾病如成年后的轻微风湿病、痛风症、局部炎症等。至于“颈椎病”之类的新名堂，最好置之不理，顶多自我调理即可，要知道“亚健康”属文明常态。）

第二，即使病变严重，一般也只需要辅助治疗，否则即为“过度治疗”。[例如，治疗感冒大挂吊瓶输液导致隐性药物中毒；治疗腹泻乱用止泻药导致消化道待排毒素进入血液；治疗老年性膝关节组织退行性变居然进行半月板手术导致患者近乎残废；甚至还有对早中期冠心病给以介入性导管造影和支架手术导致病人数年后该支冠状动脉完全堵塞的可怕案例（正常情况下一年半至三年再堵塞率30%以上）；等等。]

第三，任何多余或过度的治疗，都会造成不同程度的显性或隐性伤害，并成为今后得病的诱因或原因。（长期以来，人们不断罹患的各种新病或反复发作的各种旧病，有相当大一部分都是前次不当治疗的恶性后果或余绪，只不过这种情形很难被查证，而医生总会给你找见一个有据可查的新病因或新说法，足以叫你心服口服，并心甘情愿地再接受下一轮更猛烈更“有效”的治疗。）

疗法损害：譬如静脉输液引起脉管炎和血栓病、甲状腺放疗造成甲低或痛变等等，不再例举。（现在连头晕、鼻塞、幼儿哭闹撒娇、妇人生气胸闷等都给输液治疗，令人匪夷所思。）

交叉感染：牙科治疗、注射、输血等引起血道交叉感染

(艾滋病、乙肝、菌血症及其并发症等），吸氧、呼吸器治疗，甚至进入门诊和住院环境引起呼吸道交叉感染(上感、肺结核、支原体等)，接触髙免疫状态的医护人员引起罕见髙危型交叉感染（甚至感染亲属。如：爆发型萎缩性肝坏死、伤寒、耐药结核病、麻风病等），等等。

总之，警惕医院和医生就应该像西方人瞀惕政府和政客一样，不可稍有松懈。（因为二者都处于信息或权力不对称的极端优势地位和极端易腐状态。）


药物性医源病

“是药三分毒”应改做：凡药皆为毒，凡苦皆有害。（此乃生物味觉之定则，即在生物进化的过程中，任何物种必须将对自身不利的东西感受为苦涩不适的样态，而将富有营养和能量的东西品尝为香甜的滋味，否则该物种必遭淘汰。故此，一切苦药皆为毒药，一切毒药皆应排斥。现在人们把药物当做日常用品，甚至说什么“良药苦口”之类的昏话，足见文明的荒诞，业已把人类这种生物扭曲到了何等不识好歹、不知死活的地步。医药学上和临床上通常把“药物毒性作用”称为“副作用”，其实是在缓和并掩盖问题的真相。）

关键在于，它们的“正作用”到底有多大？甚至是否有必要？[例如：降脂药物“吉非罗齐”，有明确的致癌危险、肝胆损伤，并致胎儿死亡，可见其毒性之烈；而血脂增高原属机体正常代谢的阶段性能源调动机制，老来即使有一定危害也须历经数十年时间才会显现，届时早该寿终正寝，何必提前吞药自裁？再如所谓的“抗病毒药”，如果真能抗病毒，人体所有大分子结构不免全部受累，就像目前泛滥成灾的抗菌素必然伤及人体所有细胞结构一样（随后谈）。]

链霉素、庆大霉素等引发听力障碍和内耳损伤，红霉素引起肝损伤，氯霉素引起造血系统损伤，四环霉素引起氟牙和钙沉积障碍，等。问题在于，今日改换的同类新药，其未知副作用可能更上一层楼。（新药问题后面另谈。）

从抗菌素的作用原理看它对人体细胞的全面损害。(如质膜毒害，即抗菌素一般作用于细菌胞膜，深则累及膜质细胞器。单细胞生物是一切后生生物的鼻祖，人体即由亿万单细胞组成，故而使用抗菌素对有机体的隐形损害程度目前无法估量，但你此后之患病，未必没有它的因素。再者，使用各类抗菌素相当于进行耐药菌株的快速人工选择，结果形成人与细菌的恶性“军备竞赛”，由于细菌的裂殖周期最短只有20分钟，其变异频率或突变累积速率比人体高得太多，因此，放在一个长远时间段上考量，人类最终必输无疑。）

许多疾病完全是药物中毒的后果，或已明确是药物治疗的并发症。[例如：亚急性脊髓视神经病（SMON)与氯碘羟喹类药物有关；胎儿畸形与丙咪嗪、性激素、抗肿瘤药以及苯妥英钠、奎宁、安定等常用药有关；麻醉药易致神经系统或脑组织损伤；抗凝药易致眼底出血、内脏出血或脑出血等；扩血管药和利尿剂会引起钠水潴留和电解质平衡紊乱，且最终导致降压无效；所有药物均不同程度地引起肝损坏、肾脏负荷加重以及其他多器官、多系统的显性或隐件损伤；等等。]

许多药物会完全破坏人体局部组织结构及其生理功能。[例如：激素对靶器官的反馈性抑制。“替代疗法”不可轻用，如胰岛素造成胰岛组织萎缩（尽量不用），乩用睾酮造成睾丸功能完全萎靡废弛（小心壮阳药）。再如氨中酰胆碱对心肌传导组织的不可逆损伤、布洛芬对胃肠道粘膜细胞的溃疡型破坏、木通对肾脏器官的衰竭性毒杀等等。]

但，现在的医生正倾向于用“药物的海洋”来淹死你。(目前“大处方”满天飞，它早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安慰剂，而是典型的毒害剂；再说安慰剂也伤人，因为现在临床上根本找不见纯粹用淀粉或蒸馏水制备的安慰剂，而是用不相干的化学药剂充当安慰剂。）

早在19世纪后半叶，奥利弗?溫德尔?霍姆斯（1809?1894)就曾用这样幽畎的瞥句告诫世人：“如果所有药物都被抛入大海，那么，这对人类是一大幸事，但对鱼类却是一大灾难。”


介入性医源病

先谈“排异反应”，再谈“免疫抑制疗法”。（生物有机体对任何侵入性异己要素必须建立识别和排斥功能，否则它连一天也活不下去，这就是所谓的“机体免疫系统”。介入性治疗就是明晃晃地将外物插进或置于体内，其损害性不言而喻。更麻烦的是，机体免疫系统必然对异物产生持续性排斥反应，从而造成局部或全身性病理过程，也逼迫医疗上不得不对免疫系统采取压制措施，结果不免造成更坏的后果。前述之“冠状动脉支架”即为一例，此所以病人术后必须终身服用强效降脂与抗凝药物，最终还逃不掉再堵塞的厄运。）

一般来说，这种做法大多属于万不得已而为之的最后应急手段，若能严格把握适用指征，尚可视为是患者得以苟延残喘之福音。但问题是，它的成本、伤痛和后延性损害不可轻觑。（须知这类治疗带来的损伤和痛苦有时比疾病本身还要严重；更甚者，倘若不能严格把握适用指征，或以医方的利益考量为导向，则其简直无异于谋财害命。）

所有创伤性外科手术亦可视为“短阵介入”。（从紧张焦虑开始，麻醉、创伤、感染、抗感染治疗、并发症和后遗症等，一般需要长期恢复，大多造成轻重不等的远期损伤。）

妇女避孕、带环、人工流产等。（带环：痛经、出血过多、性激素分泌紊乱及性周期紊乱、盆腔炎症反应等?，人流再加上两项：子宫创伤和未来受精卵着床障碍；当然药物避孕也不美妙：性激素扰乱、累积性药毒、肝肾损害、肥胖，甚至致癌等。但现代人已经养不起多个孩子，或者受不了现代养孩子的繁琐与烦难，看你安敢不在上列戕害中笑纳一端或多端？）

假性器官植入。[如：心瓣膜（易生血栓，须再加上抗血栓治疗)；矫形材料置入、齿槽骨植牙手术、关节腔人工材料置换（均有可能涉及后期排异反应问题）；等等。]器官置换。（肝、肾、心等器官移植：配型难、创伤大，必须长期服用免疫抑制剂，不良后果是，癌症和感染性炎症的发病概率大增，从而引发一系列没完没了的延续性折腾和损害。）

内置化用药。（即药物内置缓释介入。目前方兴未艾，深层弊端一如前述，范围扩大后更多的远期问题有待观察。）

透析疗法。（肾衰或血液中毒用，交叉感染和输血反应长期化。）

此外，各种器械诊治手段也会造成多种损伤。（如各种内窥镜、各种长期引流管、骨钉、钢板托架、心脏起搏器，等等。从近处看，它们给病人带来一定效益。）

之所以把介入疗法也列为一个专类，是由于它正在快速发展，大有逐步成为正常人加强某种生理作用或器官功能的常规举措之势。（譬如目前已经流行的美容矫形（如乳胶问题）；以及目前正在热议的芯片置入等。从长远看，它将给人类带来严重祸患。）


失误性医源病

我们前面讲过“正当性医源病”，现在来看另一类情况。

首先是自觉或不自觉的“过度医疗”问题。（儿童割包皮、孕妇剖宫产，小病大治、大病乱治、无病药养、有病药死，等等。）

同一个不良文明处境，足以造成种种不同的症状，然后医生根据不同症状将其区划为他们都记不住名字的种种疾病，分而治之，以毒攻毒，结果造成毒上加毒，病上加病。（也因此，误诊误治在所难免^

例如：仅“慢性微热”一项，“鉴别诊断”就涉及隐性感染，结核病，风湿病、类风湿等结缔组织病，血液病,恶性肿瘤等。再如，“浮肿”可能是心脏病、肾病、肝病、内分泌失调、血管神经性水肿等。许多疾病的早期症状与感冒无异，如出血热、心肌炎、血液病、艾滋病等。（这是文明病系统化或大爆发的必然结果，也怪不得医生。）

另一类“医疗失误”看似纯属“医疗事故”，其实也与医疗工作过度复杂和过度紧张有关，试问谁工作不出错？例如：手术器具或敷料遗留缝合，摘除正常器官，拿错药或用错药，病情耽搁，等等。（官司上升是必然趋势，造成“防御性诊治”，费用进一步增加，社会危害进一步加重。）

真正的麻烦在于：（1)一般所谓的正确医疗过程，其本身就存在着某种系统性偏差；（2)整个社会结构及其工商业系统，都在有意无意地支持或强化这种偏差；（3)医药工作者、生产者和销售者出于自身利益，都合乎情理地倾向于故意夸大和利用这种偏差。

这才是问题的要害，也是这个问题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的原因。


“医源性疾病”前膽

文明化的发展势不可当，医疗复杂化与技术苛性化的发展也将势不可当，所以，不待说，“医源性疾病”纵深化和扩大化的前景势在必行。（具体到每一类病变上会怎么样，以及还会制造出什么千奇百怪的麻烦，现在都只能有所预感，却无法想象其细节。但通常，某种趋势最终所带出的后果，总比人们预先的想象要宏伟壮观得多）

未来的纵深发展，还会导出另外两类前所未见的大问題。一是“社会反作用”问题（道德或道统维系力问题);二是“自然反作用”问题(人为变革人种问题)；而且二者互相影响，恶性循环。

前者仅以“孕期性别鉴定”以及“亲子鉴定”为例。（性别失衡、性犯罪增加、性行为失常以及传统家庭结构进一步动摇，这是眼下已见端倪的例证。若引入随后下项问题，则必致社会形势大激荡。）

后者仅以“基因疗法”、“克隆技术”和“生物芯片”为例。（a.“基因疗法”涉及基因组合紊乱的远期效应问题;b.“克隆技术”必从器官克隆、宠物克隆发展到人体克隆，而越复杂的克隆对象越容易出现克隆失准或克隆突变问题；c.“生物芯片”涉及人造智能和人造体能的重大后果，它将使所有“自然人”直接变成“后天智障人”和“无伤残疾人”。）

总之，按照目前的思路和做法，一切“改善性”的初衷最终都不免演变为“恶性化”的后果。（就像科技发展史在其他各个领域所证明的那样。实际上，有史以来，人类行为的总体后果从未与其事先之企图或期望相吻合，可这丝毫也不妨碍人们照样有所企图，有所期待，还有更夸张的行为，以及更荒诞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