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拯救的限度：

不难看出，上述设想与此前不断变换身段的各种空想社会主义何其相似乃尔，这不免令人失望，而我所凭借的唯一根据就是由危亡形势造成的生存压力。可是，这个压力要增大到什么程度才能产生质变效果？以及，哪怕这个压力增大到人种绝灭的边缘是否能够真正产生效果？——这还都是疑问。

况且，从导向上看，我所希冀和勾勒的，实属一场史无前例的看似“反向”或“反动”的社会变革，它比既往任何一种空想的或科学的乌托邦都还要显得极端。试想，低矮的丘陵尚且未可翻越，谈何登临苍山之绝顶？

而纵观人类文明史，任何社会变革都不免陷入两重灾难：一是随机的动乱或动荡，成与不成，皆属瞎折腾；二是侥幸变革成功，则立刻进入下一轮更大的灾难，那就是愈发失稳也愈发紧张的社会晋级。（第一种情况如东亚各国历史上不断重复的农民起义，或如西欧近代迭次发生的市民动乱；第二种情况如奴隶制变革的春秋战国，或如资产阶级革命后的欧洲动荡和持续性社会紧张等。此外，哪怕是那些悄无声息的革命，譬如科技革命、产业革命、信息革命等，其结果也与后一种情形别无二致。）

再则从逻辑上讲，我原本就不相信具有扭转这种危机趋势的任何可能（因为如果它要是可以任意改动或人为变通的，则说明它根本就不是一个既定的趋势或自然的律令。《物演通论》之末章即为此意的概述），我甚至怀疑所能采取的任何变革或改良措施最终被证明是戕害更深的荼毒（因为“演动加速度”也同样是一个既定趋势和自然律令），这种情形早已被自然史和文明史所证实，而以上的构想，倒像是更为激进的演变、一步到位的衰竭，甚至像是直达宇宙物演最后终结的一幕。

因此，以下的讨论是极严肃的，也是极严峻的，它才是最需要人类予以深刻自省和深长思虑的致命性难题。

 

先看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其理论设计的关系，有如下五种情形：
（1）不作任何前瞻性逻辑设计，只关注于回顾性旧制继承，结果造成原型迁延，停滞不进，如中国先秦思想与中国帝制时代的吻合辅助关系。
（2）一相情愿的设计者，如首创者柏拉图之《理想国》和“哲学王”，以及莫尔等乌托邦主义者，由于未能迎合社会结构演进的历史动势，故全然无效。
（3）思虑深远的设计者，前瞻性规划周密而缓和，如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洛克、约翰·密尔、亚当·斯密和伯恩施坦等，结果就是西方近现代社会构型，如自由民主形态的美国和福利民主形态的北欧诸国等，即加剧当代文明危机的欧美策源地。
（4）激进、激烈而激情的设计者，回顾肤浅，前瞻勇猛，如卢梭、尼采和马克思、恩格斯等，结果是短命的和灾难性的法国大革命、希特勒国家社会主义和前苏东共产主义运动等。
（5）不作任何前瞻性逻辑设计，也不关注回顾性继承原则，顺势而行，利益驱动，如荷兰近代社会转型（尼德兰革命）与英国的光荣革命。

显而易见，第一种和第五种情形最为类似，站在未来的立场上看，结果也最好或最容易被接受。（这里再度印证了用智的危害性，如（2）、（3）、（4）三种。当然，（1）、（5）两项之远期后果亦非良善，但它毕竟属于天道灾害，即毕竟减少了一重人祸。）

故此，较之前述的建设性论证，我倒宁愿更充分地探讨上列各项改良原则的内在障碍，即其可行性或不可行性的问题。

首先必须说明，即便我们今天绞尽脑汁，极尽设计，未来的人们也努力实践，恪尽所能，预料仍然不外乎出现如下三种结果或三条路线：

第一路线：一切照旧，无可变通，于是终将呈现预料中的人寰危亡景象。

即前述马克思主义的表象前景出现，它很可能不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力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达到极限（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表述本身就与历史不符），而是由于发生巨灾之后不得不如此。（巨灾之后，自然形成我前述的原则后果，如：5亿以下人口甚或人体全面畸形乃至临近绝灭；国家消亡甚或任何形式的社会组织瞬间解体；对科技危害的认识已达恐惧状态；私有制变得毫无意义；商品生产难以为继；等等。只可惜，届时“诗意的栖居”注定会变成“悲苦的苟延残喘”或“恐怖的等待死灭”状态。）

第二路线：“改良”未果，反成“改恶”，于是越发加速衰变之危局。

也就是说，半吊子变形可能更糟糕，就像今日之中国，即使还在危机化文明的老路上走，也走出了一个最坏的结局，即：经济上的近代西方资本结构与政治上的中古东方专制体制，它使得表达人类劣根性的“金”、“权”两个魔头都足以发挥到协调作恶的极致。（结果导致全社会从上到下的普遍糜烂：官场贿赂贪渎成风，民间假冒伪劣横行，以至于连最起码的“政治大体清廉”和“食品基本安全”都不能维持，于是就有了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卖官鬻爵、行政寻租、税务敲诈、司法黑幕；以及，面粉吊白、鸭蛋红心、蔬菜残药、牛奶掺毒、肉注污水、酒含甲醇等等，不一而足，罄竹难书，然后还美其名曰“中国特色”。）

第三路线：改良居然成功，危机趋势缓解，然则那个“美好的结果”一定多少有些令人憋闷。（譬如，哈耶克对计划经济的批判、理性知识的精神需求饥渴难耐，以及人性中无可压抑的自由要求等等。除非面临生死存亡，否则这种近似于“摧残人性”的末世制度根本无从落实。故，必须强调：这三条路线都不是天堂或美德，而是堆积在地狱门口的罪孽。）

而且，从难度上看，这三条路线或三种结局得以实现的概率一定是倾向于逐次减低的，即第一路线可能性最大，第二路线可能性次大，第三路线可能性最小。（从时间排序上看，又极有可能是依次发生的，即首先运行在第一路线上，其次运行在第二路线上，及至第三路线浮现之时，人类已跨入“大同地狱”的门槛。然则等于运行在递弱代偿法则的铁律上。）

照此推算，由于走通第二路线的可能性大于第三路线，故而人为地操作结果，总体看来是弊大于利。（文明化的作为历来是有害的，“人祸置换天灾”是文明进步的特征和常例。）

于是，我们面临这样一种困局：“无所作为”相当于等死，“有所作为”又可能死得更快。（仿佛陷入密闭的塌方坑道之中，而又绝无外力的援救可以指望，不自救则必将窒息，自救则可能增加氧耗，提前窒息。）

借助这个比喻，答案是不言自明的，那就是，即便希望渺茫，也不能束手待毙。（好在这一次的设计和作为是企图阻滞文明的，但愿它也能得出反常的结果。）

好了，让我们就在这个基础上展开讨论：把问题摆出来，不管它有多么尖锐，直面它、研究它，以便最终在某种程度上克服它或延缓它。（以下逐项推求之）

“取缔国家”的问题。（此乃关乎“人类物种整体生机的社会化重组”问题，亦即“社会结构”之枢纽问题或“大政治”问题。）

这是一个眼下看来不可能解决的问题，而且危机越加剧，国家的内向凝聚力一时反而可能越加大，故，它滑行在第一路线上几成定局。（尽管现行“国家”的各种主权正趋向于逐步瓦解，继续维持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封闭发展已无可能，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迄今仍然是全球人类意识形态的主旋律，它非但没有降低调门的迹象，反而愈来愈声嘶力竭。各国之间无一不在强化其局部利益的攫取能力，军备升级从未消停；犹太复国、科索沃独立、库尔德人建国要求等，全都不惜诉诸武力，搅得满世界不得安宁；联合国里的国家或地区组织数目逐年增加，当然也许这正是国家趋于解体的一种方式。无论如何，按目前形势看，且不要说“取缔国家”，连“国家消亡”的第一步也迈不出去，这表明，人类竞争自残的更大灾难还在酝酿发展之中。话说回来，作为自然选择最基本单元的基因都是自私的和竞争性存在的，你想让完全被基因支配的人类个体或个体放大集团为公共利益而放弃竞争，难！）

随着危亡压力的加大，当它造成的损害值大于任何个人、社团乃至国家在现有结构下所能获取的最大利益值时，机会才可能出现。由于此刻尚处在临界状态，任何跨界波动都可能造成首鼠两端的反悔行为，故，它将来很可能先行滑入第二路线所预料的情状。［国家常设机构及其管制功能的摇摆，势必造成极其严重的社会动荡。仿佛临界高血压的早期间断治疗，其所引发的血压波动性损害远大于当初血压持续性增高之损害；或如二战之后的联合国，不仅形同虚设，而且成为大国或强势力量操纵的工具，如朝鲜战争（斯大林游戏与联合国军）、海湾战争（小布什的反恐站队声明与伊拉克问题）、巴以争端（大国庇护以色列导致阿拉伯恐怖主义抬头）等，此外还有联合国内部的种种问题，它只在鸡毛蒜皮的琐事上显示其存在。而这还仅是拿一个虚设机构作比喻，相对于筹建一个实质性的“普世政府”而言，未来面临的复杂情形必定更糟。］

随着危亡压力的继续加大，当其损益值固定在不利的一端时，第三路线才有望实现。我们唯一的指望是，人类届时还没有灭绝。（请试想一下，生活在这么个绝望的弥留境遇里是一种什么滋味？但唯因如此，事态才不会反弹，人类才不会旧病复发，可见弗朗西斯·福山有关“最初之人”复归的担忧是在一个伪命题里瞎担忧。）

但，这样一来，其结果完全等于把第一路线贯彻到底。

 

“社会政治制度和管理层面”的基本问题。（a.这是一个从“集体无意识”到“集体有意识”的动进过程；b.但它们归根结底是同质的。即是说，人类的行为方式越来越理性化、逻辑化和预设化的倾向是不可遏制的，亦即“预先计划”或“预先谋划”的人类行为模式注定呈扩展态势，从个人行为的动机预设，到企业内部的计划生产，再到全社会的计划经济，此乃晚级生物社会之理性代偿逐级增益的必然结果。但，这个看似主观的人为动作本身正是某种自然意志的表达和贯彻，因而它并不能改变或扭转固有社会运动的向度。）

哈耶克在抨击“计划经济”时对这个问题的论证是浅层的和有误的，他称之为“自发的、目标不明的和不自觉的扩展秩序”，其失误之处在于对“社会逻辑建构倾向”和“社会管理智能倾向”的否认，其政治合理性在于维护自由。他的理论价值在于对“自发”、“扩展”和“不自觉”的强调。

由此引出两个问题：

一、“社会结构致密度的自发扩展”与“人类或人工智能的增长进度”之匹配问题，即“社会结构复杂程度的跃升”与“人类驾驭或调控社会系统运行能力的进展”之间能否相互匹配的问题。
二、“自由”与“控制发展”的矛盾问题。（此话题容后专论）

先看第一项问题。它涉及：
a.“自发扩展”能否控制；（“社会结构扩展”必致“社会结构脆弱”。故，不能控制则一切皆休。但根据上述，难乎其难！）
b.“人类或人工智能”能否达成管理匹配；（问题是，“人类智能扩展”又必致“社会结构扩展”。何况，此前苏联、东欧和中国对其相对简单低下的社会经济结构尚不能进行有效的计划管理，遑论未来必将面临更复杂的局面。）
c.“扩展”控制的关键就是“智能”控制，故形成内在的循环矛盾。（根据a项，“自发扩展”必须抑制；根据b项，“管控智能”还得提高；然而，抑制社会结构扩展的关键就在于抑制智能扩展，二者是正反馈循环机制，由此形成根本性矛盾。）

看来，这个问题很可能会纠缠成一个解不开的死结。

而且，就“普议制”来看，还涉及一个更麻烦的问题：所谓“社会结构扩展”的前提是“社会单元分化”，“社会单元分化”的极致就是“社会个员分化”，即一般所谓的“个性分化”或“个性解放”。分化过程就是差异化过程，它既是未来“普议制”的基础，也是其难题之所在。［“普议制”要求表决的简易性和一致性，因为逢事必议，议则必决，倘若人各有志，志各有识，那么如何才能达成“动议”的简要便捷和“决议”的顺畅通过？再问，倘若“提议”变得无穷之多，而“议决”变得无限之难，“普议制”岂非立刻变成了“提而不议制”或“议而不决制”？“社会管理体系”岂非全然变成了“社会瘫痪僵局”？说起来，“效率”低下也许是一桩好事，但，按照分化律，社会问题或社会事件只会沿着几何级数的线性趋势剧增（所以我曾说，所谓“文明”就是把事情越解决越多也越解决越糟的历史进程），一方是问题的疾速堆积，一方是效率的陡然跌落，这又会纠缠成一个解不开的死结。顺便多说一句，人类的行事效率之所以一直倾向于变得越来越高，大约实在是迫于某种由不得人的自然规定。］

“消灭私有制”的问题。（“凝结在社会实体中的人类分子”之经济纲领。）

这个问题格外困难，它面临两个几乎无法克服的难点：
一、以国家消亡为前提。（因为如果国家存在，消灭“私有制”的结果只能是“国有制”，而“国有制”是最坏的放大了的私有制，它让整个社会经济资源垄断在极少数人的手中，并最终不免使全民都变成奴隶。由此可见，假使国家消亡，“统一社会”的自由民主体制必须更健全，故谈“普议制”。）
二、以人性扭曲为前提。［人性导源于物性和兽性。所有后生动物都必须是自私的、私自占有性的，否则就无法在生存竞争中活下来，此乃生物性之规定；但反过来，以单细胞生物为界标，此前的所有无机物性都无所谓自私不自私，因为它们的衍存稳定性极高，用不着从本位出发展开竞存；可见“消灭私有制”违反人性的近端，却要求恢复到人性的远端（指作为生物源头的非生命界之“物性”），这种倒行逆施的作为何其难哉！］

上列问题还可以进行更深入的分析讨论：
a.自然物演的依存关系倾向于越来越繁复，由此注定了贪欲高涨、物欲横流的人性特质，这就是“人性”与“兽性”或“物性”的唯一区别及其统一关系；（如前所述，“商品”是智质性状高度分化的产物，“价值”是依存紧张度日益增高的产物，于是必须人为创造出价值符号“货币”作为交换媒介。既然如此，未来的经济形态一定要符合这样的趋势：“商品”或“产品”的种类愈加细分，从而导致交换的环节和难度进一步增加；物品的“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都倾向于越来越高，从而要求更复杂也更脆弱的交换媒介出现；而交换的前提是私人占有或拥有，且随着生存紧张度的提升，私人占有欲倾向增强。）
b.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愈发展，社会结构的级差分化愈加剧，生存紧张感和物资匮乏感相应也就愈严重，由此导致经济生活的焦虑化倾向日益加剧；［在这种情况下，要求人们放弃私人占有物，简直无异于谋财害命。试看人类文明化过程中经济分配形式的演进路径：按需分配（如动物般成幼雄雌有序配享）→按人分配（原始氏族公社中后期之唯恐不公平反而造成与需求量脱节的划一配给性不公）→按劳分配（氏族公社后期至部落联盟早期能力强者多劳多得由此开启私有制之门）→按权分配（部落联盟中后期至邦国形态初期之阶级分化出现强权占有和剥削制度成型）→按资分配（国家体制中后期之商品经济与资本运营蓬勃发展的产物），在这个序列里，愈晚近、愈高级的社会历史阶段，其贫富悬殊、分配不公的程度愈严峻，迄今已演成“1人富敌6国；首富500人的财富量大于4亿穷人之总和；全球2%的人拥有50%财富，另有50%的人却只拥有1%财富”之困局（联合国下属研究机构2006年报告）。如此大势所趋，怎能指望它突然之间转轨奔向公正大同的天堂？］
c.而与此同时，社会结构的稳定度又愈来愈低，动荡度愈来愈高，人们很难依靠它来达成自保。（在这种情况下，要求人们信赖全社会公有制，简直无异于缘木求鱼。且公有制必引出“计划经济”，一如前述，问题更多。）

总之，消灭私有制的改革很像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妄想和企求，因此，在一般情况下，人类只能继续滑行在第一路线上。（这也是我一直将马克思归类于“反动派”的原因。注意，这是赞赏之词，与老子同列，可重申思想家的反动与深刻，以及思想家因此必遭曲解与曲用之宿命。）

除非经济动荡和生存紧张达到崩溃点，即资本收益趋近于零或动辄陷于盈亏负值，此外包括两极不公分化导致绝大多数人不能忍受，以至由此引发的社会动乱严重危及原有生产结构中少数获利者的财产安全乃至人身安全，第二路线的尝试和第三路线的问世才有可能。（它相当于某种衰竭性散架及其弥留态重构，如此延伸而来的“第二路线”和“第三路线”会糟糕到什么程度，目前还无法想象它。谈代偿位相与逻辑变革的滞后关系，故“无法想象”是正常的，而“想象”通常是离谱的。）

至于“福利人均化”或“级差化”的问题，还会带来很多弊端。［在目前社会条件下，前者可能造成奖懒罚勤乃至无人工作、社会贫困乃至人性贫乏的苍白难耐之局；后者又会重新刺激竞争化和私有化。这两种情况在东方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以及北欧社会民主主义国家中早成事实，毋庸细述。此外，无论从自然史或人文史哪个方面看，“均质”或“均等”现象一概仅见于最原始的低级阶段，也就是说，“异质化”（异质分化）和“级差化”（级差分化）是物演分化律的必然结果，所以，我曾说，追求平等和平均属于“反社会倾向”，它的一般后果是助推其社会结构分化进一步加剧，除非陷于某种非常态或终极态。（参阅《物演通论》第一百三十章、第一百六十九章、第一百七十五章和第一百七十七章等。）］

结果如前，即它完全等于把第一路线贯彻到底；而且，如果是自发形成的所谓“第三路线”，则无论它的实现形态如何，都只能是固有不良趋势的变态继续和恶化加剧。

“思想与文化变革”问题（涉及“信息增量与信息混乱的自然终末形态”）。

知识是满足贪欲的工具，是性情飘忽不定如“浮士德”的人类所特别宠爱的魔鬼“靡非斯特”，贪欲飞升，则知识高扬，知识累进，则贪欲叠加，二者相辅相成，共谋大业，可谁能抑制其中之一呢？（低端神学逻辑还知道敬畏自然；高端科学逻辑是最实用、最苛毒，也最能调动贪欲的思维方式。“贪欲”和“求知欲”均乃人之本性，前者是维系人类物质能量依存的原动力，后者是维系人类精神属性依存的原动力，这两个轮子眼下正并驾齐驱地行驶在最陡峭的坡道上，岂能戛然而止？）

一、贪欲的根性与渊源。（谈贪、烦、畏（参阅《知鱼之乐》“人性之根：贪、烦、畏”）。海德格尔只说“烦与畏”，似乎“诗意的栖居”为人人所企盼，殊不知“诗意”比起“贪念”，就像斑驳悦目的秋叶遭遇铺天盖地的北风一样，轻飘飘而无根，荡悠悠而失魂。）
二、求知欲的根性与渊源。（谈感知代偿的理性化、逻辑化、歧异化、暴烈化与依存关系紧张化的对应关系（参阅《物演通论》卷二）；据此说明未来达成统一认识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也据此说明西方后现代哲学反“逻各斯中心主义”只是一种情绪化的反应。而且，文明化进程只能导致生存结构日趋复杂和生存紧张日益加剧，从而对知识的功利进取作用提出愈来愈高的要求，这就是今天所谓“知识经济”的本质内涵，也是第一路线的自发驱动力。

鉴于目前生存紧张与危机加剧的双向冲突，以及科学的深层危害正显现出大于其表面收益的趋势，预计人类“后科学时代”会很快来临，它将不免表现出进退失据的摇摆情状，各种观点混战不休，所以第二路线的文化面孔会很难看，一副“脸红脖子粗”的样子。

除非全人类都陷入濒危衰竭境地，就像行将就木的老者无知无欲那样。不过此刻的“第三路线”已算不得什么自救措施，而只是垂死的征兆罢了。

 

再看“自由”问题。仅是“自由”这一项问题，就足以难倒一切智慧，击垮任何意志。因为说到底，“智慧”、“意志”与“自由”是同一条藤上的三枚苦瓜。［智慧乃“感”，意志乃“应”，自由就是“感应”的实现形态。“感应属性增益”则“自由动量扩张”，“生存效价递弱”则“自由意志递强”，无论从哪个角度审视，“自由”都是沉淀在人性乃至动物天性中的基层禀赋，且永远升华不止。换言之，自由度的代偿性增高是一种必然，其意义在于更充分地调动人性深层潜涵的全部属性与能力，借以维系递弱化之存续。因此越原始、越稳定的社会，压抑性越强，越进化、越失稳的社会，自由度越高。（参阅《物演通论》第一百零四章至第一百二十章，以及第一百六十八章等。）］

于是，很麻烦，上列各项基本问题都不能解决，而且形成互为因果或互相掣肘的复杂格局：要抑制发展就必须管控社会和抑制智能，要抑制智能就无法管控社会，而管控社会和抑制智能都不免损害自由，但伤害了自由就等于从根本上伤害了人类，从而使上述一切努力都失去了意义。

这个系列问题若不能化解，第一路线就将成为无可选择的唯一选项。

假若给“自由”留出余地，而且假定民众的绝大多数也自愿放弃第一路线，则必须给意见相左的少数人设置若干实行别样生活方式的飞地，否则即属“多数人暴政”。若然，结果不外乎如下三种：
一、飞地社会丰富多彩的生活很可能诱使多数人重新返回第一路线，就像冷战时代的共产者艳羡资本社会一样，这种反悔相当于彻底埋葬改良理想，宛如20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反而彻底毁灭了人类的千年梦想；
二、即便多数人不反悔，由于飞地少数人尽可继续暴采资源、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甚至制造武器，使多数人成为自缚手脚的牺牲品，改良化为泡影，甚至令多数人沦为少数人的奴隶；以上两种结果即第二路线景象。
三、少数人后来“自愿”从飞地回归多数人的改良社会，造成这个结局只会出于两种缘由：
a.多数人变相强迫少数人回归，然则等于暴政再现，因为任何人都随时可能变成某种意见的少数派，这种情形还不如现行民主社会的第一路线，因此可视为第二路线的变种；
b.濒危压力已达极限，没有任何人还会产生勃勃富有生气的欲望和梦想，这倒的确是第三路线得以实现的充分条件，但它与“将第一路线走到尽头”的情景没有区别。

后人有办法解决这些在今天看来几乎不可能解决的问题吗？我都有些怀疑我们是在帮助他们，还是在为难他们，甚至是在搅扰他们。（就像现代医学长于诊断而拙于治疗，结果适足以吓死病人一样。）

 

“人口问题”的难点。（虽说这关乎“人类物种”与“物演质量递减梯度”之铁律，但，“透支自然生态环境”与“透支人体生理储备”可能是在此“人间末世”艰难求存的必需吧。）

如前所述，这个问题比较简单而直白：随着家庭失稳解体、养育紧张度增高和不孕不育症流行，预料人口数量很快就会呈现下降走势。它的极端状况反而是“人丁稀疏”乃至“人类灭亡”的问题。这是第一路线的终极景象。

因此，它必将逼迫人类不得不采取第二路线。（譬如，环境污染导致基因工程人（如抗核辐射人、抗宇宙射线人、抗各类化学污染的人种变塑等）、智力竞争导致生物芯片人，此外还有机器人替代生物人问题等等，不一而足。总之，届时自然生育成为不可能，工厂化造人不再是科幻电影，由此酿成的各种问题不堪设想。接着还要受制于“后衍者的质量和时度递减法则”，即不得不继续表演“一代不如一代”以及“死灭层层加速”的畸化衰变闹剧，直至“随生即死”为临界终点。它有点类似于“莫尔定律”与“达维多定律”的普世化变态运作。）

而且，只要国家还存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人口数量不太可能减低到保持生态相对稳定的级别，甚至促生人口或人造人口数量还会在国际关系紧张的逼迫下大幅上升，就像战前的军备竞赛一样。（反过来它又会进一步加剧各方面的社会人文危机，也会进一步加剧繁衍和养育危机在未来爆发的烈度。即是说，人口问题的不利状况在第一路线和第二路线上都不可能得到有效缓解。）

第三路线就是“计划生育”，而且必须在国家消亡的前提下，它才可能真正实现达标。（这里所谓的“达标”是指达到严格的生态平衡。这里所谓的“计划生育”，未必是强加于个体或家庭的，但却必须限定总量，因此很难保证个人自由，尤其是在生存压力和经济紧张大为缓解的改良情况下，这当然是一桩十分棘手的难题。另外尚有道德伦理、宗教信仰等现实问题。再者，此处可能还暗藏着一个“福山远忧”式的悬念：假若社会改良的第三路线居然及时全面实现，人们会不会在轻松闲适的生活氛围里重新萌生发自本能的育后热情，也就是重新恢复生物固有的超量繁殖潜能？若然，则第一路线上的各种社会弊端不免转瞬间死灰复燃。）

这里仍然显示，人口问题的第三改良路线矛盾重重。

“改变生活方式和人生追求”问题。（动物不问这个问题，反而活得很自在，可是人类能不追问吗？退回动物存境显然不可能，一旦追问则必取上进奢华态势。）

就算问出了一个比动物还宁静质朴的结论，后果又如何？（释迦牟尼的佛教教义取苦集灭道“四圣谛”和不入轮回“涅槃观”，其修行之静甚于动物，结果古印度和古中国照样动荡，直至佛教自身衰落。第欧根尼宣扬“像狗一样活着”的犬儒主义，自己苦行如乞丐，居于木桶，半裸身体，一根木棍，半片斗篷，交媾于人前，疯癫于街市，蔑视权贵到让亚历山大大帝“让出阳光”，在希腊化时代后期和古罗马早期，曾与斯多葛派共享显哲地位，但终究挡不住西方文明的大潮滚滚而来。）

试看“人性”的内涵与形成机制：

“贪婪”是不可克服的，其中表达着分化递进和多向依存的衍存失据危机；

“上进”是不可阻挡的，其中显现着递弱代偿法则对人类意志倾向的制约；

“浮躁”是不可抑制的，其中潜藏着能动属性虚补和社会结构动荡的忧患与不安；

“奢侈”是不可遏制的，其中蕴蓄着对日益弱化的人性备加呵护的必要。

既然上述种种全都是出于身不由己的天道之规定，那么，自不待言，除非某种外部压力的强制，否则谁能受得了“宁静质朴”的折磨？

于是，前述的相关原则中就隐含着难以克服的如下矛盾：
“唯美”的生活内容能够满足人性繁华的精神需求吗？（生物进化和基因分化的结果，造成每一个人都是某种“天才”的孤本，才华源于兴趣，兴趣因人而异，如何叫人都去搞艺术？再说，“艺术追求”必致“技术追求”或“技巧追求”，而技术和技巧之进步正是人类文明危化发展的动源之一，想想看，哪个民族的原始文明不是从“艺术”发端，而最终又何曾止于“艺术”？）

“闲适”的生活方式能不滋生更加离奇的宣泄动作吗？（姑且不论悠闲懒散可能造成的供应紧张问题，假定鼓励闲散的全部条件都具备，又将如何？自古“贵族出文化”，任何文化的初期形态一定是别出心裁的异端，谁敢说装神弄鬼与宗教勃兴无关？邪思诡辩与哲学逻辑无缘？怪力淫巧与科技创新无涉？我看文人嗜书与赌徒嗜赌没有什么要紧的区别，由此造成文化多样性，也由此促成人文进步。若然，闲散生活岂不是要生出更离奇怪诞的文化魔头吗？）

既然如此，“甘于淡泊”就可能只是一种虚饰之词。（“饥饿出盗贼，饭饱生余事”，反正无论怎样做都不得安生。看文明史，明显是一个从节俭到奢侈的历程，与自然史是一个从简单到繁复的历程完全合拍，如何能逆向求得“淡泊”？）

所以，不用担心“无人劳动”这类问题，只怕是“劳动”的花样愈来愈多，“劳动”的产物愈来愈让人难以消受而已。（尤其是对“知识经济时代”以后的“智力劳动”而言。此乃第一路线的变态继续，甚至是生物本性的自然延伸，算不上什么“共产主义的勤劳美德”。）

总之，人类未来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一定会变，问题在于它的趋势和结果是否是缓和性的？尤其是你所采取的措施是否难免适得其反？（如此发问连连，当然还是对第二路线和第三路线深心抱以质疑态度；这般疑虑重重，实在是由于看不到丝毫可能发生根本转折的理由和迹象。）

而所有上列问题，都面临这种“事先无法预测也无法估量”的盲动危险。［“盲动”的基本规定是“盲存”，而且越理性的东西其远效越盲目（参阅《物演通论》第八十三章前后各有关章节）。］

正如歌德所说：“这个世界多么轻易地抛弃我们，使我们无助、孤独；它总像太阳、月亮和诸神那样，继续走它的路途。”

有人认为，我是决定论者，是悲苦学说，因此一定反对享乐主义，推崇老子无为和犬儒主义，此乃没有搞懂我的思想体系所造成的误解。其实，我倒认定，任何理论，如果不能普遍地张扬人性中的所有潜含要素，也就是最大限度地达成表观意义上的“享乐”和“放任”，则它注定是不能成立的。因此，我从来不对人类的“自我克制”抱有一丝一毫的幻想，我尤其反对任何形式的“强权制约”，须知我历来把“人性”视为不可抗拒的“自然物性”之赓续与集成。我只是想问，人类的“享乐”层级难道一定不能升华到“物欲”以上的高度吗？“物质消费欲望”难道不是一个较为低级的需求层次吗？但我还有一问，那个“超物欲”的高级享乐就一定不会导出更糟糕的结果吗？

未来社会势必同时具备两种素质：一方面是“自由化、宽松化以及外显的柔和化”，它会给人造成一种社会进步的良性假象；另一方面是“密构化、脆弱化以及含蓄的暴烈化”，它会给人造成进行性的和实质性的损害。前者主要表达了对人性的残弱化素质加以呵护的代偿需要，后者主要表达了对社会的结构化素质予以补缺的代偿需要。二者互为表里，相辅相成，从而最终闹成“温水煮青蛙”的既可悲又可笑的结局。

如果你觉得我的学说是矛盾的话，请你留意，这其中隐藏着某种环环相扣的统一规定，而且正是这个无从破解的“统一性”，令人左右为难。

 

我经常听到这类批评的声音，说我只关心认知问题，却拿不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是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我在这里算是做了一个尝试，但愿它能给后人以某种启迪和参考。

我以为，“知行合一”的时代早已过去，“知者”作为“先知”只负责建立逻辑模型，在他那个时代还不具备“行”的条件，否则他已是“后知”了；“行者”纯属后人的事业，或者说是后人不得不面对的困境，如果“先知”没有“知”错的话。

因此，“行者”之可行的条件就是他所处的困境，即所谓“逼上梁山”的困境。到时候不是肯不肯“行”的问题，而是能不能坚守住“不行”的问题。

于是，我们最终可以确信，现在看来不可能实现的设想，只要它符合逻辑，也就是符合“事实”，则将来都有实现的可能。

问题在于实现的“时机”，倘若非要等到病入膏肓、无可救药的时候才采取行动，做垂死之挣扎，我看“不行”也罢。

即是说，人类目前所面临的是这样一桩棘手的工作，他们非得在还不具备充分条件的时候就把这件事情做成，即便这是一件“拔着自己的头发就想升天”的奇事，你也最好尝试一下，反正升不了天就得入地狱。

这就是我在此行文中尊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缘由，即，我明知道我所说的都是不可行的，也要把它说出来，并希望它成为后人选择正确的“有所为有所不为”之第一步。

但我同时守持这样的意气：倘若改革的举措是以“牺牲个人自由”和“泯灭人性天良”为代价，则我宁可面对毁灭。

人类过于轻率和冲动的天性，曾使人们动辄陷于某种空想的迷幻或理论的泥淖之中而不能自拔，这就是我为什么会把更多的笔墨挥洒于对包括我本人在内的任何社会改造构思或社会蓝图设计加以质疑与批判的原因。（按照愈高级的社会形态危机愈深重的趋势看，人们对其所生活的社会属境或文明时代，厌恶之情一定愈强烈，批评之声一定愈响亮。为此它反而可能加重对未来社会的期待和幻想。）

倘若对“社会”难以指望，则我倒不妨给个人提出一些忠告。（因为“个人的总和”就是“社会”，所以，这也可以看做是推行社会改良的基层浸渗，或者说是解构社会危机的终端落实。）

首先必须明白，“社会”是一个高于生命有机体的代偿结构，也就是一个最失稳、最脆弱的自然实体。把生命和生活的意义寄托给社会、国家或社团组织，肯定是人类的无奈之举，主动加强与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甚至积极献身于社会绞肉机之中，则属愚蠢之举。（所以，西方人自古奉行“个人主义”，乃基于他们的自然生存状态相对比较宽松；东方人自古尊崇“社会主义”，乃由于他们在农业文明初起之时的人口土地比例一开始就格外紧张所致。也所以，“隐士”是中国文人特有的偏好，他们从社会中的获益虽少，但受害也少。但注意，西方的个人主义最终反而成为社会结构运动的推动力量，又表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无可松解。）

无论如何，换一个“淡泊于社会”的生活态度对个人和社会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孟子·尽心上》：“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列子·杨朱》释曰：“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而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这种具有“反社会倾向”的东西，虽然未必管用，却不失为“防社会荼毒”或“减社会危害”的一种个体逃避型选择。）

人生原无意义，“意义”无非来自四个方面：
（Ⅰ）社会功利的需要：即主流文化的欺蒙与暗示；
（Ⅱ）自我功利的需要：即名利场上的激励与纠缠；
（Ⅲ）癫狂弄智的需要：即虚妄自命的优越与雅趣；
（Ⅳ）自然弱存的需要：即代偿求存的规定与虚拟。

只有这最后一项，既道出了“意义”的本质，也道出了“无意义”的本质。其他三项可以视为它的派生变态产物。（但也因此注定了这类追问和追求的不可取消性质，甚至注定了它的内涵膨胀趋势。）

如前所述，人不过是自然社会结构或生物社会系统的阶段性填充物。（讲座摘录遗漏，请参阅《物演通论》第一百二十一章至第一百二十六章等。）

生物社会的生存压力始终呈现出某种进行性置换关系：即它要么由自然外压转向为社会内压，由天灾转化为人祸，要么就是压力递增的；任何主观的改造举动均属这一自然进程的人格化继续，因而大体上一概有害无益。（社会祸福抵消律。参阅《物演通论》第一百三十四章及第一百五十二章。）

生物的种内竞争，最终以基因收益均衡而告终。（ESS.生物进化的稳定策略。理查德·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一书中引述生态学家史密斯等人的博弈论研究成果，颇为精彩地演示了生物社群竞争的损益中性分布状况，即“竞争终极无效现象”。）

人生的社会竞争，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追求到超额的幸福。［涉及“苦乐均衡律”、“生死等位律”等。人的心理规定：“无聊基线”、“正弦波动”、“振幅振频递增”等（参阅《物演通论》第一百零八章至第一百一十二章）。援引叔本华论说心理震荡介于无聊和悲苦之间，表达了对震荡本身的不良体验；故此，安宁、舒展以及低度刺激的惬意，就是最大的快乐与幸福。］

以下，提出若干个人行为的指导意见：
一、与社会热闹适当保持距离。［在某些方面学做“隐者”，把自身从社会中边缘化。譬如，不置身于社会大潮的风口浪尖（改革者多遭殃，革命者多牺牲，参考鲁迅的《药》；“文革”中逍遥派最安全也最自在）；尽量不卷入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现代人讲究“参与”，我看还是“旁观”为好，试问演戏者与看戏者，谁辛苦谁安乐？）如庄子所问：“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
二、与创新求变适当保持距离。［譬如，不投入高新科技的初创研发（有统计表明，尖端技术的失败率最高，朝阳企业的倒闭率最高），不参与一时鼎沸的时尚博弈（炒股者多赔钱，金融衍生产品多陷阱）等。如老子所说：“不敢为天下先”。］
三、与高端产品适当保持距离。（譬如，尽量不选用新药；不吃工业化的加工食品；能走路不坐车；能户外运动就不进健身房；等等。道理何在，请参考我的《人体哲理与现代医疗批判》讲座或讲演录。）

四、与先进文化适当保持距离。（能用直觉就不用逻辑；能做实事就不做学问；能干艺术就不干科学；就像能收藏古董就不玩新奇一样。）
五、与激进思潮适当保持距离。（前进就是弱化，激进就是疯狂，一切躁动和浮嚣背后都是灾难。现代社会正在如此运行，小心提防，明哲自保。）

总之，迟钝才显内力，落伍才有安宁，缓行才能走稳。但愿人人如此，社会如此，这才是人类的福祉所系。（如老子言：“企而不立，跨而不行”。当然也须注意，老子学说失误颇多，并非人生与社会的可行指南。请参考我的《国学大体》讲座或讲演录。）

 

严格说来，让个人疏离于社会是不成立的。一切所谓的“边缘化行为”其实是社会高度分化的别样表现形式，甚至是个体极端残化的主观确认方式，须知个体分化或残化正是社会结构度趋于增高的基础。因此，应该承认，一切提供给个人的忠告或箴言一概无效，也许，它倒恰好是促进社会分化的临末诱导形态，或者反过来说也一样，它倒真正是提升社会结构的潜移默化路径。（请读者注意，如果你发现我总是在不断地否定自己前面之所谈，那就算你已经大略体会到了我的苦衷。之所以写下如此前翻后覆的篇章，其用意仅在于提醒人们：你等正行走在一条怎样危险而又难以置身度外和调头转向的不归路上。再多说一句，我与此前所有思想家的不同，就在于我对“思想”本身的实质和效应深表怀疑，因此我绝不会再干这样的蠢事：一味地鼓励人们按照自己确信不疑的某种逻辑导向或理论方针奋勇闯祸。）

 

结语：一路珍重

《山海经·大荒北经》：“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逮之于禺谷，将饮河而不足也，将走大泽，未至，死于此。”（上言如谶语，人类如夸父：夸父之错，首在逐日，日虽绚烂而诱人，逐之不舍则向死，疑其前途，弃其欲求，未至焦渴而先止，或者尚存一线生机；夸父执迷，一误再误，怠至饮河不足时，远望大泽路难觅，值此之际，进退维谷，日影煌煌若烈焰，浴火凤凰振翅难飞。——此千古传诵之寓言，恰与人文史迹暗合，字里行间无不喻示着“光明的不懈追求”偏巧对应着“敞开的地狱之门”！）

《道德经·第八十一章》：“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历史上的真实情形比这还糟：不仅是“美言不信”，而且是“美言成灾”，即从“最美好的理想”中不断地导出“最邪恶的现实”，如：孔儒仁恕演成吃人千年史；基督救赎缔造宗教裁判所；“民主”体制推出狂人希特勒；大同理想更是催生了极权暴政、现代文字狱乃至种族自残的极致。因此，如果我的话不是“美言”，则你应特别小心它可能正是“信言”：一种让你最终确信是无法从中超脱的困苦预言。）

自近代科学主义和达尔文主义兴起以来，伴随着“生物进化论”的诞生，五花八门的“社会进步论”滥调甚嚣尘上，经久不衰。然而，它的人文现实景象却是与世界大战、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气候异常、核武高悬、艾滋瘟疫、恐怖主义，以及贫富悬殊、难民流徙、消费奢靡、精神空虚、科技暴虐、金融海啸、社会动荡等等联系在一起的。

美国人类学史上两位大人物博厄斯与克鲁伯，曾提出“进步观”的三大尺度，令人错愕：（1）科学技术水平不断提高。（2）反对谋杀、奸淫和偷盗的道德伦理的发展。（3）财富、安全与舒适的增长。［首先，作为第二项的谋杀、奸淫和偷盗正是文明化的产物，且随着文明过程越来越进步而逐渐演成合法化的集团行为（如战争）或社会风尚（如政治上的窃国为侯或商业上的巧取豪夺）。身为人类学家，连这样简单的事实都看不清楚，实在有些不够资格。至于其他两项，一乃饮鸩止渴，一乃表象迷雾，正是这种浮浅的眼光和众口一词的宣示，令当代文化的“交响”演奏成“人世的挽歌”。］

一如泰戈尔所言：“我们把世界看错了，反说世界欺骗了我们。”

综上所述，足见人类今后将长期面临这样一个最基本的问题：“生存，还是毁灭？”——这个哈姆雷特式的个人疑惧，目前正在变成全人类的共同梦魇。必须明白，整个宇宙只遵循一个原则，那就是：惟求存在。整个人世也应紧扣一项守则，那就是：惟求生存。把所有多余的奢华和贪念一起抛却，把所有虚幻的侈谈和妄想全部腾空，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这才是人类唯一可行的前程。（当然，既往那种竭力谋求充分代偿甚至过度代偿的行为倾向，也同样是出于物演求存或自然衍存的规定，然而，它的趋势是递弱衰变，它的结局是死灭失存。尽管我所谓的“减缓代偿”，就其可调整度而言也许是非常有限的，但有限的操持总比无限的堕落要好一些吧。）

一言以蔽之：一切皆为存在！生存高于一切！（此乃衡量一切事物现象之迷离曲折或是非曲直的最基本的尺度，对于摇摇欲坠的未来人寰而言，尤应使之成为唯一的尺度。）

这是提交给全人类的一份关乎自身兴衰存亡的答卷。

在本文中，我只是指出了远望的方向或理论的生路，并着重标出了这条路上隐藏的陷阱和羁绊，唯有躲开陷阱、清除障碍，此路才能走通。

这需要特殊的智慧和勇气，须知此前人类的用智倾向和行为方式都是与之完全相反的，因而它很难，难到令人绝望的程度。

所以才说：一路珍重！

 

最后的声明：

我犹豫了很长时间，不知道该不该写这篇假想性文字，直到下笔之时，我也不认为它是真正有意义的。因为，从根本上讲，我无法推论出任何理性的谋划居然能够达成递弱代偿原理的变通，甚至，我以为，任何人为的操作反而会造成文明危机态势的进一步恶化。

但是，我又可以预见，某种变动势在必行，即便它于事无补或者于事有害也罢。因此，我决定动笔，其目的不在于说明我们能做什么、该做什么，而在于说明我们必须做什么、必然做什么，以及，做了之后也不要对它的“改善”效果抱以不切实际的幻想。

倘若有人据此要退回到“天命论”或“无为论”之旧主张，我自然无话可说，只提醒他一句：恐怕你想无为也无为不成。

此乃“未完成的篇章”，它将被后人无可规避的生存形势和生存方式予以验证和续写——当然，能否续写取决于如何续写。弄不好，它也可能成为“文明史的绝笔”。

 

2008年12月31日于西北大学桃园校区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