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拯救的原则：

 

n  讨论这个题目有相当大的风险，风险来自于两个方面：
一、预言本身的风险。（除非是趋势性的总体判断，预言的可信性历来是很差的，尤其是对未来事体的模型细节所作的预言。这种前瞻性的无效或盲目甚至是一种自然规定，譬如，后天获得的能力和知识不能通过基因遗传，基因的变异也不按照预定的方向发生，所以基因的突变才是随机多向的；再如，既往的经验对于指导未来几乎是完全无效的；等等。）

二、理论失当的风险。（历史上的社会变革，很少有按照一个事先设定的模型操作而居然兑现了的，即便碰巧把它做成了，一般也难免转瞬即逝，发生在上个世纪的轰轰烈烈的马克思主义共产运动就是最典型的例证。马克思只谈原则，情况还稍好一些，列宁的修正似乎还可以为其理论失当承担一些责任；恩格斯较多细节描绘，结果就有了柬埔寨波尔布特政权的暴虐照搬之自残型恶政。）

n  因此，我在本节中之所谈，仅限于基本原则，而且这些原则都有自发实现的倾向，故此才有讨论的意义。［这种自发实现的倾向并不意味着就一定能够实现，其中最严酷的问题是：自发实现的恶性过程是否能够耐受？或者，人类是否还能熬到自发实现的那一天？最后，就算熬到那一天，它也不过类似于前述“大同”的局面（参阅《物演通论》第一百七十七章）。因此，必须打断或调整这个进程，同时还要具有一定的顺应性，非此不足以达成可行性。］

n  关于“可持续发展”问题。（目前所谓的“可持续发展”在理念上是完全错误的，或者说，是本末倒置的。它满足于局部的修修补补，满足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自慰性治标举措，故而其结果一定是“不可持续”的。“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从根本上改变现行的文明方式、文明体制和文明形态。）

n  人类目前的所作所为，例如节能减排、治理环境、保护生态等，还只是在个别点上采取的治标不治本的行为方式，对于造成这些不良后果的基本动能，人们非但没有约束，反而还在变本加厉。（当然，从更深层次上讲，这里所谓的“治本”，仍然仅限于代偿层面，因此，它内含着某种深刻的矛盾：代偿因变量可控吗？仅仅调控因变量有效吗？衍存自变量的人为游移度有多大？这些都是十分严峻的理论问题。因此，从严格的逻辑关系上讲，我仍然认为我在哲学专著最后一章的表述是最精当的。）

n  关于“治本”方面的问题，我们姑且置疑，它将会表现为某种“可行性”的困局。眼下，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找到措手的机会和方法，尽管这样做有可能带来第三重风险：逻辑失洽的风险。［这里只有两点理论上的回旋余地：1．“对于一切表达为代偿产物的存在者来说，代偿就是存在本身”（《物演通论》第四十章），“代偿过程正是存在度下倾的实现过程”（《物演通论》第三十八章）；2．人类的能动性代偿固然是定向的，但由此造成的哪怕是极其微小的弹性游移度，目前理论上无法精确计算，从人类文明史上看，这个游移缝隙或弹性空间似乎是存在的，譬如东西方文明的差异等。当然，也可以将这种反省目光及其相关操作视为一种自然规定，就像老年人会自发性地履行高龄生理保护机制如降低基础代谢率和日常活动量那样。而且，这其中理应含蓄着一个给定的衰竭态衍存时度，即便它在人类文明史上表现为某种以万年计的漫长延缓阶段，在自然史上也只是一刹那。］

n  以下，我们进入操作层面的讨论与分析，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有关操作问题的理论准备和逻辑推演。

n  总原则：减缓衰变动势，降低代偿增速。（发展就是衰变，创新就是代偿，分化就是弱化，弱化就是残化，而残弱化演运的终极归宿就是在某个最繁华的文明结构之临界点上寂灭失存。切莫幻想能够彻底扭转其代偿倾向，更莫幻想能够完全阻止其衰变动势。唯求能够明智地引导递弱代偿法则偏移于人文生存的非关键领域或非实质方面，以减轻损害罢了；唯求在现有基础上达成某种延缓型文明体制或缓和型社会结构的前瞻性设计，以抛砖引玉而已。）

n  从上述的学理探讨来看，我们只有两个方面的事情可做，它恰恰就是人类过去引以为自豪的两大类代偿手段，即“理性智能”和“社会构成”。（这样一来，我们下面所能做的事情，就像是要“壮士断腕”一样的为难和痛苦，这也是让我感到气馁的因素之一。）
一、抑制智能的发挥，或至少是不鼓励理性智能的过度发挥；
二、改造社会的结构，或至少是调整社会的竞争性生存格局。

n  由于人类的任何一种生物潜能或生物现象都只能表达在晚级实体化的社会结构之中，因此上列两类问题可以归结为一系社会操作。（下面给以具体的和理想性的讨论，关于“可行性”问题容后另议。）

n  前提篇：取缔国家，或国家消亡。（就其倾向性而言，“国家”正在不可避免地趋于解体和衰亡，但这一自发过程的演运方式及其导向却并非是良性的，故而有必要加以干预。参阅《物演通论》第一百七十六章等，并请留意其中给出的“国家”之定义。）

n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情形，前者是主动而为的，后者是被动实现的。（当然，即便取前项之态度，它的实施方式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其过渡步骤必从建立全球协调的经济架构肇始，同时辅以全球普适的伦理价值观念和兼容并蓄的社会文化形态，最后才能达成全球统一的政治治理架构。问题在于，这个过程是短时倾力合作推进的，还是长期纷争被迫妥协的；是作为人类和谐共存的改良基础和前提目标预立，还是作为各国侵夺兼并的传统结局和临终苦果接受。由此必将引出两种完全不同的前途，俨如及时就医与讳疾拖延，两者的时间差决定一切。）

n  它的人文理念是：由“民族主义”转为“人类主义”，由“国家主义”转为“世界主义”。（人类自古就有这种梦想，譬如孔儒师生“平天下”的淫志及其“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豪情，可惜它全然不与自然之道和人性之流相契合，到头来只演成“九州内外皆寇仇”的“乱天下”之闹剧。如今突然间又要发此感慨，莫非忘了尘世之浊与前车之鉴？）

n  前者即“取缔国家”很难做到，因为它不符合少数当权者及其相关利益集团的愿望。而且国家之间强弱失衡以及弱肉强食的局面，也使各国人民难免心存猜忌。

n  然而，时至今日，王尔德的一句名言已成为人类命运的咒语：“爱国主义是一种邪恶的美德”。因为，“国家”历来是人类抱团攫利的最高组织形式，也是人类之自私、贪婪、残暴和愚蠢等劣根性的最高表现形式，或者换一个更概括的说法，是截至目前的一切晚级社会之病害和文明人间之罪戾的温床与载体。此外，它还是人类集团化竞争的制高点，就像高考是中小学应试教育制度的关键点一样，故而可以再加一句评语：国家乃万恶之首。（此说的侧重点在于外向，即在于国家之间的竞争或国际纷争对人类文明社会的恶性牵制；但并不排斥马克思式的内向批判，即国家对内也是阶级压迫的罪恶工具和人际纷争的浊臭舞台。）

n  后者即“等待国家自发消亡”，就相当于目前全球化竞争态势的继续发展，而且一定是以越来越恶劣和强暴的方式继续发展。

n  若然，则任何国家、集团或个人所能采取的削弱竞争的措施必将一概无效，而且他们到底会不会真正采取这类措施都大可怀疑。

n  因此，这件事尽管是最难实行的，却无疑是最为必要的。如果人们不肯做，或者认定做不到，后面的其他所有举措尽可免谈，因为即便有人肯干，大抵也不过是装腔作势或枉费心机而已。

n  对此，我不存丝毫之乐观预期和侥幸心理。说出来，或者使人明了他们只需要做哪一点点事情，或者就任它起到浇灭幻想、清醒头脑的作用。

 

n  政治篇：建立非人格化的“普世政府”，实行“普议制”全民自治制度。（至于消除国界和一切限制性边界，裁撤所有国家体制下的政府、军队和地方权力机构，统一警力调配与监管，全面开放文化舆论系统，保持最大限度的个人自由和结社自由但限制任何政党或政团活动等等，都是伴随“取缔国家”之时必须同步采取的应有举措。）

n  全面履行“普议立法制”和“普世公权制”，并废除一切代议制和选举制，这在电脑网络化以后是一件特别简单易行的办法，所有立法程序和重大行政事宜一概交由全民动议和议决，任何人都没有任何特权。（全部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否真正实行“全民普议制”，若居然有效实行之，则等于彻底消除了抽象意义上的“公权”或独立意义上的“治权”。立法的核心在于对个人权利或集体权利束的精确界定和细节落实，由此产生真正有实质性基础的“普世人权法”和“普世公权法”，它相当于制定一部“世界宪法”。其最初启动过程不得由故国或故旧集团的代理人暗箱操纵；其最终确立程序必须满足全世界人民的普遍认同；而且，任何既成之法律或法规，在执行期间一律处于继续议决的状态，一旦达到法定人数或某种更精当的表决阈限，即可随时修订或废止。）

n  为此，在行政和司法方面，原则上也应由“民意机器”代理执行，由民众全程监督。（这里的“民意机器”是指电脑网络系统及其相关衍生物，目前看来，它的现实前景已毋庸置疑。我对“民选代表”、“民选官员”或“民意权力组织”不抱丝毫信任态度，因为历史一再证明，任何个人或小集团都不可能克服人性的弱点。当然，“由全民体现的合众人性”并非一定可信，它仅仅是尚未真正表达过而已，至于它是否能够得到表达，以及表达的结果如何，我们只能拭目以待，倘若仍旧劣性不改，则人类真是无药可救了。但无论如何值得最后一试。顺便说一句，“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一样，并非永远是一个幻想，它的合理性在于：1．人性无可恃；2．世道无可期。即它的实现必定不是一个美好的结局，而是一个无奈的终局。）

n  在民法和刑法中，必须含有对科学研究和技术进步的限制条款，否则一切皆休。对任何生产和消费环节，均应严格计算环境和生态成本，并严厉追究损害赔偿责任。［若商品和货币消失，赔偿或惩罚也应以其他方式执行。难办的是，对科技研发活动是否应当全面限制？对单项科技成果究竟如何予以评估？前一个问题与后一个问题是相关联的，即“限制范围”与“项目评估”是相关联的，此外还涉及个人自由等问题（容后另议）。不待说，我的看法是明确的：任何科技创新都是戕害性质的。麻烦之处在于，某些可以借助于科技手段解决的临时性难题如何另行应对，也就是远虑与近忧的关系问题。看来，有关限制科技发展的执行力度和执行细则，将是后人所面临的最难处理的问题之一。（关于我对“科学技术”的评价，在广义上对应于我对“属性代偿”的评价，即整个《物演通论》卷一、卷二之矛头所向均是对它的深层批判，此外还可参考我的其他著述以及有关专题演讲材料。）］

n  总之，立法和管理原则均以“全人类的生存安全”为第一关注点，除非全体人类一致要求放弃“长远的安全”而追求“一时之放任”。［讨论“放任”的理由：1．约束限度和约束效益之比，这里特指“最低限度的社会约束是否能够有效延缓人类整体的生存危机”；2．约束苦楚与生存乐趣之比，这里特指“社会约束带来的痛苦是否足以泯灭人类个体的生存兴致”。第二项参数似可作为第一项中所谓“最低限度”的指标上限。尽管按照此前历史的恶劣记录以及“苦乐均衡的心理学原理”，第二项不成立。（参阅《物演通论》第一百零八章前后有关章节或《知鱼之乐》一书之“快乐公式题解”一文。）］

 

n  经济篇：消灭私有制，福利人均化，摈弃“进取主义”与“消费主义”的增长挥霍型经济理念。（当代经济体系及其与之相呼应的经济理论，一致呈现出某种过度昂扬的濒危疯狂状态，就像临近败亡的竹木藤草反倒呈现出花籽异常繁盛的濒死疯长状态一样。一味地追逐经济增长，然后去刺激消费挥霍，如此达成当代经济结构的循环式扩张平衡。其社会图景：一端是资源浪费，一端是人情浇薄；一端是过劳疲敝，一端是失业愁苦；一端是豪富流油，一端是赤贫血泪。其最终结果：增长的是自然代偿量，挥霍的是人寰存在度。）

n  不要指望什么“新生阶级革命”，来者尽是祸水；但也不能等待“资本收益趋零化”，因为还等不到那一天，大家早已在竞争激化的浊流中同归于尽了。所以，必须找见一个达成公有制的别样改良出路。［这个“别样改良”的基础，可能恰恰在于“阶级”本身的分化消亡（参阅《物演通论》第一百七十章），然则同样存在“等待”之危；犹如“资本收益趋零化”是现行经济体制动荡化的必然结果，故而它才最有可能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走向衰亡的直接动因。又，此处所谓的“公有制”绝非“国有制”，因为历来为极少数人所盘踞的“国”已遭取缔，更因为“国有制”是最极端的复古版私有制，或是最粗暴的资源垄断肥私体制。这个“公有制”是“自然所有制”，即把人和物都归还给自然界，但它不是伊甸园，因为伊甸园里还有动物领地占有制。它是真正社会化的经济民主，规定任何资源的使用权益和财富的产出效益都必须归全社会所有。它的掌控权在全民，它的调度权或公平分配权能也在普议制的法统保障下由民意机器精确执行。我承认，它有可能滋长懒惰，降低效率，但这恰好是未来所必要的，须知闲散是好事，勤奋出麻烦，正是“高效率”缔造了“加速度” 的文明危亡态势。我倒更担心，它能否抵消现行经济秩序之下失业率递增所造成的被动怠惰率，何况“无聊的心理基态”和“自我实现的高层需求”很可能会促成马克思所谓的“劳动是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局面（参阅《物演通论》第一百零八章和第一百七十八章）。总之，不可避免地，现行的商品生产系统和市场配置体系倾向解体或变型。全社会对超常贡献者的唯一奖励（假如在某些特殊情形下还需要奖励的话），就是自发形成的“荣誉”，这倒有点类似于中世纪的贵族精神——即让倾向于追求“优越认可”（福山语汇）的劣质人性，变态为一种无特权的高贵精神。］

n  不要等待“物质生产极大丰富”，因为再丰富也抵不过贪欲的膨胀；所以，不要指望什么“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梦幻，只要能做到“福利人均化”就应算是达到了“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最高幸福境界。［“各尽所能”仍有促进生产力发展之意，“各取所需”仍有激励消费欲膨胀之嫌，从本质上看，它完全是“进取主义”与“消费主义”的继续。换一个思路，如果能够在“按劳分配”、“按人分配”（即“人均分配”）与“按需分配”之间建构灵活恰当的调节机制，加上既成的过剩产能、拉平的贫富补差和后述之人口减少等系统配套，相信社会财富的人均享有量只会有所增高。实际上，只要不落于生理需求的生存底线之下，只要不撩起贫富不均的攀比嫉妒之心，“幸福”就是一种纯主观的心理感受或心理适度震荡感受。在正常生物界，超生理的“物欲”原本即无由形成，在合理布局的人文生态或理想社会之中（“理想”词义见后注），真实的超生理享受无疑全在文化生活领域，那里尽可因个性自由分化而让每个人都产生某种“不同凡响的自豪”与“不失平等的优越”之快感。（关于人类秉有“向上配位”的心理天赋及其成因，请参阅《物演通论》第一百零四章至第一百一十二章的“意志论”部分。另外，特别提请读者注意，我所谓的“理想”，仅指某种“纯理性思想方式”或“纯逻辑预设方法”，而不含有通俗意义上的“超现实愿景寄托”或“乌托邦空幻遐想”之成分，可参考《物演通论》第九十八章及前后有关章节。）］

n  概括言之，变革经济结构或重建“生产与分配体制”的关键在于，必须彻底破除近现代以来甚嚣尘上的各类增长挥霍型经济平衡理论，并破解“效率与公平”问题的陈旧思想死结。（即，不是要既保持效率又追求公平，反而恰恰是希冀通过公平分配来降低生产效率，以求达到减缓发展速度的目的。唯有如此，才可望给行将就木的人类留出苟延残喘的最后一线生机。另，澄清一下，北欧西欧之社民党或左翼工党等所主张的废除“私有制”和所实行的“福利化”社会改良，理念上仍属于“科学与资本结构”或其变态强势延续，跟我在此处所谈的“后科学时代”暨“后资本时代”的危态弱势延续，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n  文化篇：修正“智慧”之含义，改变教育方针和方式，文化创意多元化，并取缔“知识产权”。

n  修正“智慧”之含义。［从哲学上澄清智慧、理性和科学的非真性、无效性和戕害性。实际上，目前西方的后现代哲学就有这种倾向，如所谓的“语言论转向”、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及“科学崇拜主义”（亦可谓之“科学教”）等，可惜未能深入而系统地加以论证。此类问题请参阅我的哲学著述。］

n  改变教育方针和方式。［批判当前教育的科学主义、逻辑主义和知识主义等不良倾向，更要批判它对儿童的生活、身体以及社会人格的损害和扭曲。不爱读书是好事，也是人类更普遍的素性，试问谁见过作为人类先祖的任一动物读书来着？重新探讨未来的德（自主型法制意识）、智（自制性守拙修养）、体（自然态原生健身）、美（自娱式审美创意）的教育方针新内涵，其中，“德”应指向“对全人类生存的终极关怀”，“智”应指向“为缓解人文危机的自觉转型”，“体”和“美”则是未来文化生活的重心与中轴，而它的基本导向是返璞归真和悠游欢乐的。批判“栋梁之材”和“献身社会”的非人化教育目的，抛弃“统一刻板、外部强加、优选应试、拔苗助长”的虐待狂教育体制，强调人各有志，天性不同，确立“每个人都是天才的孤本”之自信与自爱，着重落实教育制度的自由化、兴趣化以及无定向、全选修的自学辅导体系，使之既有利于适应不可避免的社会分化前景，又有利于创建诗意和审美的娴雅生活方式。］

n  文化创意多元化。（这里所谓的“文化创意”，是指“轻科技，重人文；薄知识，厚审美；降逻辑，升直观；减信息，增愉悦”的全新文化生活方式。它并不是要退回到古代东方文化的“小视野、浅水准、低分化、散逻辑”的原始文化生态之中，而是要建立某种分化程度更高的、多元化的甚至是完全个性化的文化创意活动平台，从而使人类的文化生活倾向于无限丰富，也只有这样才能改变为谋生而削尖脑袋钻营知识的所谓“知识经济”之现状。总而言之，它的基本目标是：摆脱“文化求存”的高压竞争状态，达致“文化享受”的精神安抚境界。）

n  取缔“知识产权”。（与消灭私有制相吻合。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抑制科学技术的发明冲动”和“减缓智质性状的危化发展”。此外，在不能粗暴压制“科学兴趣”与“学术自由”的情况下，至少应立法限制科学实验的不良影响和技术创新的实际运用。）

n  这是一个深刻的思想文化再造工程，它的素质决定着人们的生活素质，同时，它的文化取向，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人类的生存趋向。

n  生态篇：减少人口数量，或降低人口增长率。［影响生态问题的因素固然很多，但人口数量显然是第一要素，属“自然道统”，或者说，属“宇宙物演质量梯度”之天限（参阅《物演通论》第十二章）；其他因素或可在上下文所议的对应性“人文法统”或“晚级社会文明进度”的改良过程中加以消解。］

n  前者是主动采取的，后者是被动自发的。（尽管它看起来像是一个自然学或生物学问题，但二者之间的效应差别肯定不亚于上述任何一项社会学动作，因而值得特别关注。）

n  前者当然得采用现代避孕技术，但我只能在这个基础上说话（重申倒退是不可能也是不可取的）。所谓“减少人口”，是指在世界范围内，全人类共同自愿地努力进行，而且要把地球上的人口数量减至10亿甚至5亿以下才算初见成效，因为这是农业文明时代的最高人口负载。［公元1600年前后，全球人口数量约为4亿。而那时的自然资源紧张程度已足以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并造成相当程度的生态环境破坏。故，最佳的人口数量，当然还应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下调，即应该将近现代文明发展所致的人均资源消耗增加量，换算成相应的人口削减量，如此才有望使这颗极其稀缺的太阳系行星之人居条件保持相对稳定。（听起来此说似乎有些过分，但不妨回顾一下，在地球的陆生生物史上，何曾有过某种大型脊椎动物或哺乳动物能够以亿万巨量保持长久生存的？更何况，一个文明人的资源消耗量及其环境破坏率岂是数百头大型动物可以比拟的？）］

n  后者会造成如下结果：随着人口数量逐渐逼近极限，以及生存竞争压力的继续提高，加之家庭结构分化解体，必将造成育后愿望急遽减缩，甚至由于污染中毒、紧张焦虑等人间生态的持续恶化而导致人类生育力衰竭，这些因素近期就可能降低人口增长率，远期则不排除弄成“人荒”或“人种灭绝”之虞。［有人认为，农业科技的无限量发展足以维持地球人口的无限制增长，这纯属痴人说梦。且不论暂时还无法给出精确参数的自然物演质量梯度（参阅《物演通论》卷一），亦不论生物史上养育后代的时度和难度始终呈递增态势（参阅《知鱼之乐》篇八），此两项自然制约均不支持人类超量繁殖；仅是由于消费攀升激励值与生存进取紧张度的自发性增高倾向，就足以压瘪人们的生物性育后乐趣并导致人类生育峰值的拐点很快出现（不妨比较一下养育孩子的古今费用之差）。此外，还有一个恶性循环机制来充当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那就是，人口过量增殖所致的种内竞争加剧，必令上述各项社会改革变得越发难办或越发不可能，由此引出一系列更严重的生育生理上的畸变和衰竭之恶果：譬如英国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男子精子数下降50%；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城市男子正常精子数量减少40%左右。如此以往，人类将很快坠入作为物种绝灭前兆的雄性不育之深渊。］

n  计算一下，如果所有家庭平均只要一个孩子的话，那么不出200年就可达标。目前可预见的另类困扰是：达标之后的人类繁育能否维系在一个合理稳定的水平上。（计算按30年一代，并留出早期的青年基数翘尾时段。有趣的是，“妇女解放运动”与“生存成本抬升”互为因果，即妇女也被卷入社会物质生产，而不像过去那样只承担生育生产和家庭内务，它表征着妇女责任的叠加化倾向和女性生活的紧张化情势，也表征着人类繁育本性的社会化干扰和心理化衰竭，但却反而造成女性普遍的鼓舞和欣喜感受，此正所谓“时代蒙蔽效应”或“自戕欣快效应”是也。）

n  生活篇：改变人生追求，满足于恬淡唯美、贴近自然、诗意栖居的生活方式。

n  在上述社会改良的基础上，形成如下生活氛围：
一、由于政治体制扁平化，导致人们政治情结疏淡，结社热情下降，社会愤懑情绪趋于平和；
二、由于经济体制非竞争化，追逐财富的紧张感得以舒缓，五花八门的物质贪欲倾向淡泊；
三、由于文化谋生的压力减低，知识结构从高深变为平易，文化取向从求知转为享乐。

n  生活方式随之发生根本改变，生活形态大致如下：（以下六者之中，五项皆属生物素性的原生态焕发，唯有第三项为别种动物所不及，但它无疑也是人文现象中最接近于人性基层的东西。）
1．回归自然；（由于人口稀少，加之社会联系相对疏朗，人们彻底告别鸡笼般的城市高楼寓所，从此尽可散居于江河湖海之畔、山林泉石之间，仰望日月星，结伴动植物，照拂天下众生。）

2．强身健体；（由于贴近自然，当然无需再到健身房里借助各种伤人的器械释放多余的体能，登山、游泳、走路、跑步和跳跃这五种动物原生态运动成为日常必有之活动，“锻炼”之说成为笑谈。）
3．审美文化；（审美与文化，二者的内容都极其宽泛，它不仅包括一般意义上的人文修养，还包括智力和情愫调动的感性愉悦，其中琴棋书画、歌舞音乐、文学影视、各色游戏、精致肴馔、美丽服饰等等纯生活要素，构成主流。）4．率真社交；（唯有“无功利社交”才富于乐趣，唯有“无目的交际”才识得朋友，各人之间率性往还、情真意切、直言快语、豪放无忌，是乃“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之春秋情境。）
5．男欢女爱；（“家庭结构松散化”是对“社会结构致密化”的反动，如果社会改良能够降低其对人性的结构性压抑，则无论人们结伴生活的形式如何，男欢女爱的生物天性才能真正得以开放。)
6．天伦之乐。（血缘亲情在未来的非家庭结构中如何表达不得而知，也许它将被某种“广谱基因族系学说”取而代之，但它最好能够有所维系，并令人牵肠挂肚，因为这种动物本性的失离程度标定着人类本身的失存程度。）

n  建立“闲适唯美，甘于淡泊”的生活方式。［消除竞争才有“闲适”，湮灭学智才能“唯美”，知足常乐才可“淡泊”，所谓“诗意的栖居”舍此何谈？（注：海德格尔援引荷尔德林的诗句“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荷尔德林怀有某种宗教情结，并强调“纯真”，诗的开头为：“在柔媚的湛蓝中，教堂钟楼盛开金属尖顶”。足见海德格尔是随意引用，以附会他的哲理：由“人的存在”——此在——入手研究哲学，后期从现代科学与技术的发展中看到人有日渐物化而丧失自身的危险——提出“烦、畏、向死”的人生三态，于是冀望寻找一种达到“在的澄明”的途径。显而易见，两人的意趣，以及他们使用这个诗境的局限，与我“危化求存”之系统题旨虽相去甚远却两端暗合。）］

n  实际上，情感化和审美化的生理要素都聚集在更稳定的下中枢，因此它构成人性坚实的基层，也构成艺术永恒的魅力。［越原始的基层存在越具稳定性和恒久性，正如原始的生活方式构成人体健康的坚实基础一样。（详见《人体哲理》与《哲学纵横》等讲座或讲演录。）］

 

n  附谈：歧义性问题与变通操作。

n  关于公有制，理论上有两种实现方式：（1）也可以视为是全部经济资源的平均细分化，且不可转让也不可继承，此即仅限于经济层面的低级落实形态；（2）如果能够真正实行彻底的普议制民主，则全社会所有制或曰“全民所有制”即告直接实现，此乃在政治层面上的高级落实形态。前者是公有制的原胚或私有制的前身，自有其导向私有制的天然倾向；后者是私有制的衰变或公有制的成体，自成其不得不如此的逼迫格局。

n  关于“抑制科技发展”是否会导致无力抵御外星人侵扰，我以为其概率几等于零。因为距离太阳系最近的恒星系，即位于半人马座的比邻星尚在4.2光年以远；而且更重要的是，天外生物或宇宙中的任何智质存在，都不可能逃脱递弱代偿法则的制约，亦即根据地球人的现状推测，智质代偿的极限显然不能克服星际侵扰的距离和速度屏障。

n  再者，可用“智力游戏”或“科技锦标赛”的方式来替代科技创新，以满足人类天性中追逐高级智力活动的需求，就像用“体育竞技”替代和发泄战争行为和黩武本性一样。而且还可以在电脑中虚拟仿真实现，并就其危害效应作出近似精确的评估和打分。如经测评发现其危害有限，甚至可以在限定局域（如沙漠、深山、外星等）建造可监控样品以供人娱乐。

n  诸如此类的歧义或问题，并不构成对上述各项原则的颠覆，因为这些原则是自然律的推衍结果，而歧义性问题仅属人性应有的困惑。

n  一切变通操作，均以“止损制害”为第一原则，万不可因开变通之蚁穴，而终致防护文明的千里堤坝崩溃于瞬间。

 

n  附谈：上述原则略显类似马克思主义的缘由。［两大原因：1．尽管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纯属幻想，所提供的进步理念和进取方法也一无是处，但它所揭示的社会运动前景表象却很有可能是不容选择的；2．仔细分析它的社会构成，尤其是借鉴已然实验过了的共产主义运动，我们发现它可能恰好起到了上述两项抑制作用（即在其体制内对“经济竞争”和“科技创新”的压抑）。这当然不是马克思的自觉和初衷，它倒反而是马克思主义与东方滞后传统暗合的又一佐证。注意：我的意思不是说东方的就是良性的，更不是说可以朝落后的方向倒退，而是说当前主宰形态的西方文明，其前景表观与后向运动略有相似之处，但这正是一般所谓“螺旋式上升”的现象化误判，就像人衰老之后自然倾向于减缩体能与智能消耗，却并非返老还童，更非永寿无疆一样。请回顾我对“大同”境界的实质性剖析，即可领会我的一贯性语义，以及该语义中所给定的限度。简言之，我与马克思主义的表面类同点仅仅在于：A.批判当前的主流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在我这里，还包括冠之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名号的所有苏东式“国家资本主义”在内）；B.超越此前人类的所有文明形态或文明取向（此“超越”相当于无可选择的继续或必将选择的变革，而非马恩式的“决裂”）。我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不同点一目了然：a.非阶级斗争论（代之以“进行性分化论”）；b.非生产力论（代之以“属性代偿论”）；c.非科技论（代之以“无效代偿论”或“代偿指标负向论”）；d.非进步观（代之以“递弱演化论”）；e.非理想论（代之以“濒危求存论”）。即“后资本时代”或“后科学时代”的思想核心在于“人文危存主义”（对照“存在主义”哲学的朦胧含混）。］

n  我与马克思主义有三点根本区别：（1）理论上的区别，包括宇宙观、社会观、历史观、人生观，无一相通。（2）实践上的区别，包括政治操作、经济操作、文化操作，甚至人情操作，无一雷同。（3）预期上的区别，包括悲观预期、濒危强迫、改良可疑，等等，均与之恰恰相反。（与作为马克思主义“修正派”分支的伯恩施坦之北欧社会民主主义的区别在于：寄望于自然增长性改良或“缓进妥协型改良”，其结果就等于保留现在的文明趋势不改。何况福利性国家早已面临国际竞争的压力，不“取缔国家”自身难保，谈何前途？谈何仿效？）

n  一切学者的理论、人类的意志，以及不断变形的美好理想，说到底都不过是自然意志或自然物演进程的开路之斧罢了。（人间有太多的迷惑，这既是人智的缺陷，也是人情的缺陷，此乃被弱存之苦难锁定的人类永远不能摆脱的挣扎和空想。）

n  附谈：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与“最后之人”。［福山其人似乎也可算得是一个对“终极形态的未来社会”有所构想的思者，但他的出发点是对西方现行文明体制和社会形态的高度赞扬和过度确认，因而他展望未来的视域不免被完全遮蔽，其似是而非的学说之所以广为传播，是由于他最完美地迎合了正在弥漫全球且还看不到退潮迹象的主流人文史观。我的评价难免令人不快，就像我那不合时宜的学说讨人嫌一样：1．他的“历史终结论”实在太幼稚，幼稚到不值一驳的程度，仿佛远古的昏君坚信他的王朝法统终将常驻人间、万世不绝那样，又仿佛一个不懂人生的壮年汉在其意气风发之际就凭空断言，说他当下的生理和心理状况必定永续于未来之余生。2．他对“最后之人”将会不求进取的描述倒有点贴切，但他不必为此担忧，更不必为英雄主义的“最初之人”重新复出而枉费心思，因为人文历史绝不会循环轮回，就像一位风烛残年的老者断不会突发豪迈的进取意气，也不会死而复生一样。3．他拾黑格尔“恶的历史”之唾余加以发挥的“追求平等认可”之说，颇像是“阶级斗争论”的温情主义翻版，不过，单凭阶级斗争不可能带动社会结构变革，就像单凭生物的种内竞争不可能引发生物进化或生物社群结构进化一样。试看中国帝制时代，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困斗两千余年，黎庶暴动风起云涌，起义成功史载不绝，然而何曾看到中国社会的体制结构或“平等认可”获得丝毫改进？4．他的“科学技术动力论”颇像是“生产力论”的主观主义翻版，我也承认，从表观现象上看，此说似乎成立，但问题是，人类的智能与科技为什么会无休止地增进？其他生物物种的“生产力”（也就是“求存行为能力”）为什么是相对稳定且世代不变的（除非物种本身发生系统变迁）？更重要的是，人类的智能科技提升或生产力变革究竟是怎样影响了生物晚级社会的结构繁化进程？搞不清这些问题，只做表面文章，然后还要评说人类的命运和文明史的未来，岂能不谬？（请参阅《物演通论》第五十一章至第五十三章，第八十九章至九十八章，第一百四十四章、第一百四十五章与第一百六十四章等。）5．作为其社会演运的两大基本动源，他的上述“社会观”和“知识论”恰好堕入我所谓的“无功代偿”之陷阱，此乃既往的西方哲人和近代的东方学人一概未能超脱的老旧思绪之继续，这标志着当今世界的主流意识形态已经走到了僵化呆滞、山穷水尽的地步。］


n  附谈：东方返璞型社会理想的别致梦幻。（与西方的乌托邦主义或空想社会主义一味向前超越的情调和路径大相径庭，在中国传统思想体系里，对美好社会的憧憬——即其“理想社会”或“社会理想”——却历来是朝后看的。譬如，孔子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所描述和向往的，不是未来，而是唐尧虞舜之往事（汉语之“向往”一词原本就不是指向眼前而是指向身后的）；老子对“小国寡民”的盛赞，更遥遥影射着原始氏族社会的虚静恬淡；即便是最富想象力的诗人陶渊明所虚构的世外“桃花源”，也仍然只是彩绘了一幅“往来种作”的原始农耕图景，“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间没有官府、没有不公、没有战乱、没有奢华，自然也没有文化（狭义），惟其没有这些高度文明化的糟粕，故足以构成“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返璞型人间天堂。可惜的是，无论在茫茫宇宙之中，或是在惶惶红尘之内，从来就没有一条可供后退的路，“单向度演动”或“单向度衰变”的法则像铁律一样支配着一切，也支配着中国人和中国社会。尽管由于这种后视的眼光和反动的思绪，曾使中国的“皇权农夫型”社会形态长久保持超稳定格局，以至于让抱以典型进步观的马克思惊叹为“停滞社会”的罕见标本，然而，它终究得追补该段亏欠的路程，这就是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一个半世纪有余，中国社会为什么如此动荡不宁、如此急切转型，又如此高速发展的原因，且迄未补课完毕。）

 

n  附谈：目前情况下中国追求快速发展的有限合理性。（除上列因素外，它还涉及博弈论上的“囚徒困境”问题，也就是国际竞争形势下的强迫格局，因此谈不上支持或反对。顺便讨论中国古代社会数千年不见大发展本属好事、何以倒霉的问题，从而说明这个问题不是一国可解的难题，而是一个全人类、全世界必须通力合作的事业。由此引出那个老生常谈的“国际主义”（其实应该是“无国别主义”）路线问题，即此前任何时代，人类的所有重大问题都只能首先在某个集团范畴内寻求解决之道，而从如今到往后，人世间已没有哪件事情是可以局限于某一集团内解决的了。未来若要能够真正做到长远的领先，就必须在有安全保障的前提下率先改良文明形态，而这个安全保障对于所有核大国来说都是具备的。所以，它的处理方法，不是先解除核武，而是先共商取缔国家。）

n  未来“大国崛起”的方针：不在于一国图强，而在于建立新的普世社会模式和统一文明生态，由以引领人类走出濒死危机的阴影。（这里所谓的“普世”和“统一”，绝非重蹈中原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武力争霸、兼并天下的老路，尽管目下之世界政治格局颇与其有雷同之处，但，物换星移，时过境迁，昔为坦途，今成断崖；这里所谓的“社会模式”和“文明生态”，即以上列各论为原则。这是一个舍身求生的“凤凰涅槃”过程。）

 

n  至此可以明确地说，我的“救世原则”其实就是又拿出了一个别样的“大同”版本。（这样一来，思想界至少就有了三种“大同”版本：第一种是“东方式倒退型理想版本”，它包括老子的“小国寡民”、孔子的“天下为公”、以及陶渊明的“世外桃源”等；第二种是“西方式激进型理想版本”，它包括莫尔的“乌托邦”、圣西门的“实业制度”、以及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等；此两类显然都属于不可能落实的妄想或空想。第三种就是我现在提出的这个“迫近于眼前的现实版本”，它必有两个实现形式：一乃人为努力的“濒危求存形式”；一乃自发演成的“死灭临界形式”；说到底，它实质上不过是两个略有操作时效分别的同一系社会终末运动形态而已。）

 

n  总结：

n  政治上首先取缔国家：战争自然消失，武器自然禁绝，人类进行集团竞争的制高点被抹平，整个社会的结构紧张度下降。

n  生态上严格控制人口数量：留出大量荒地以恢复自然生态和自然环境，加上其他有关非进取型的人类生存方式之改革，前述各类危及人寰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气候异常等问题将有望持续好转。

n  经济上必须消灭私有制：经济竞争自然消解，生产积极性自然下降，能耗、资源等问题自然缓解。至于产出减少，正好纠正了当前的消费主义恶潮，何况人均产出未必一定减少。

n  文化上彻底转变世界观：还包括文化理念、教育方式和制度层面的非科学化，由此带来生活方式的审美化，这种做法本身就阻断了加速代偿的进程，再加上非竞争的外部环境，这就近乎于达到了某种根治效果。

n  这个社会形态绝不是天堂和乐园，但它至少比前行“奔天堂”要来得安全，而又比倒退“复乐园”要显得可行。它难免会让少数强人感到不够畅快，但万莫忘记，正是这少数“天才”或“伟人”构成了人类文明史上的灾星。

n  由于每一个人都有天赋的上进心，亦即每个人都是潜在的天才、强人或伟人，从某种意义上讲，上述所谓的“系统性危机”其实就是人性汇流的必然结果。于是，这种近乎于悖逆人性的变革能否实现以及如何实现，就成为一系列必须探究的严峻课题。

因此，我们有必要继续深入检讨其“可行性的内在矛盾和障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