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是什么?似乎三言两语不太能讲清。我就听过很多人讲哲学，却从来没有他听懂过。翻开有关词典，见如是说：哲学（Philosophy）之词义源自希腊文phileo(爱)和sophia(智慧)的字源合成，哲学史家一般认为毕达哥拉斯首先使用了这个概念，19世纪有日本人依据中国古文献中“哲，智也”而将其译为“哲学”，意即智慧之学云云。看罢越发湖涂的紧，于是自忖大约我属于“不爱智慧”的笨伯。后来渐渐地省悟过来，方知在中国，吃哲学饭的教书先生自己尚且昏昏然，听哲学课的昭昭学子焉能不被哲学吃了？因而觉得有必要换一个讲法试试看。

　　 一般来说，你离什么东西越远，你就越不至于变成他的奴隶，这话有一定道理，但全然不懂某样学问，却反过来能当那学问的主子，这种情形应该也不多见。然而，中国人跟哲学的关系似乎偏偏就是这样一种局面。据说近些年洋人来华，发现我国有太多的人能大谈哲学，很是诧异，因为即使在盛产哲思的西方，哲学也算是一门比较深奥的学问，一般大概没有多少人敢在这方面随意卖弄的。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还在于哲学本来是毫无用场的东西，故而平日里也没有什么机会提得起它。但在我们这块沃土上，哲学跟萝卜白菜一样遍地开花，无处不在，其政治用途尤为广泛，这倒让人怀疑中国人所谓的“哲学”到底是不是哲学。

　　 哲学旧称“形而上学”。一般情况下，人们都活在“形而下”的直观世界里，所以不懂哲学应当丝毫无碍于生存。但我以为大概人人都在潜意识中怀揣着一套哲理，问题在于你能否把它打捞出来。通常，凡属你能在舌尖上随意摆弄的，想必不会是哲学。假如那玩意儿竟然就是你的哲学，那你的浅薄怕是从此无药可医了。因为，即使说得通俗一点，哲学对于人的精神，至少也相当于电脑里的操作系统，没有这个操作系统，固然一切应用软件都无从运行，但真正能把这套基础操作系统调出来加以审视的，似乎并不是玩电脑的人都能做到。想想看，如果你不是一个编程老手，你却能轻而易举地翻腾你的操作系统，那你电脑里到底装了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大概很有必要仔细检讨一下了吧。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说哲学无用呢？哲学的无用就在于它实际上比那个操作系统潜藏得还要深，或者说，它距离精神上或意识上的应用层面更为虚缈遥远。它因此在精神底层奠定了一个深厚而坚实的基础，这就好比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他们相距得越远，那基础科学就显得越没有用处，尽管越没有用处的基础科学，最终对应用科学具有越大的奠基作用和指导力度。譬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开创了整个20世纪以来的科学新时代，但起初他本人也不相信，这套理论可以作为量子力学与核物理应用的基础。他甚至公然反对量子力学，而且直到英国著名科学家爱丁顿首次为时空引力场弯曲做出观察证明之后，艾丁顿任说全世界真正能理解爱因斯坦的仅有两个半人，而他自己只算其中的半个人。不仅如此，大概迄今也没人能够借助于相对论，弄出点儿什么在日常生活中有用的名堂吧。相反，倘若某种作为基础理论的学说，居然当下就能到处派上用场，则你千一万要小心由于它的短视可能造成的贻害。因为这表明建立在它上面的应用系统一定既粗糙浮浅，又前途限量，俨如在未经夯实的地基上盖楼，那楼房盖到哪一层可能会突然坍塌下来，恐怕真是一件特别值得警惕的事情。

　　 拿东西方思想史作个比较，大约最能说明这类问题。

　　 公元前6世纪左右，理性化的哲思在世界各地分头萌动，这仿佛是某种自然演化律的触发机制在起作用。但一开始，它们各自的起点和深度就大相径庭，从而导致不同的文明类型最终显示出截然不同的分化内能和发展前景。古希腊先哲似乎特别缺乏现实感，他们所关心的问题距离实用层面很远，即使在最原始最朴素的自然哲学期，他们也只一味地追问“存在的本原”或“万物的动因”，这一问就问到了“物的后面”或“思的深处”，结果马上引出了毕达哥拉斯要用抽象化的数来诠释世界，欧几里德要用逻辑化的形来推导世界，哲学与科学由此在理性的深处打下了第一个扭结。实际的情况是，毕达哥拉斯那嘹亮的唯理论先声，启发了柏拉图第一个明确意识到，通常所谓的“外部世界”其实只是一个“精神化了的世界”，而欧几里德后来著述《几何原本》，用现实中并不存在的点，线，面来图解对象，很大程度上是在为柏拉图的“理念论”作证--证明只有理念和逻辑才是永恒而有序的。文艺复兴后，以笛卡尔为代表，西方的哲学家和科学家一起（笛卡尔本人就是一位集数学家，物理学家和生理学家于一身的科学家），继续沿着这个逻辑化的思路并肩前进，他们干脆推开缺乏精神根据的本体论，集中力量去探索认知活动的内在规律，哲学从此跨上了认识论的新台阶。他的道理在于，既然主体只能借助自身先验的感知属性去捕捉对象，那么，在尚未搞清“感知”或“精神”的特性和规定之前，我们又有什么资格来谈论“精神世界”以外的客体呢？于是，笛卡儿只能证明“我思故我在”；贝克莱偏要纠察“感知的限度”；休谟接着发现“归纳思维的无效性”；然后康德才不得不拷问“纯粹知性”怎样造成知识增长……这是一个绵延了上千年的巨大思想工程，它由此锻造出一脉相当严密的逻辑工具和思维方法。其结果是，哥白尼一反感觉上完美的“地心说”，在当时还没有有多少他天文观察证据的情况下给出了合乎理性的“日心说”；伽利略只在斜面试验的逻辑运算中就推导出“自由落体定律”，他根本用不着爬到比萨斜塔上抛下两个大小不等的铁球；牛顿把他那逻辑系统格外严密的力学著作直接命名为《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爱因斯坦则更为明确，他不但坦承自己的第一位科学启蒙老师就是那位被列宁骂的一塌糊涂的唯心主义哲学家马赫，而且还反过来批评马赫对形而上学纯思辨逻辑的不恰当攻击。

　　耐人寻味的是，中国很早也已完成了数学上的毕达哥拉斯定理（即勾股定理），其后的“祖率”（即祖冲之的圆周率）甚至比当时西方的计算精度还高；再者，中国东汉时期的张衡，甚至比托勒密更早的做出了“地心说”的模型（即漏水转动的浑天仪），但那只是一个看似优美的实物模型，却不是一个具备内在致密性和延展性的逻辑模型。而且，我们这些匠人式的思想家，总是在半途中就急忙把自己浮升到实用的层面上。例如，祖冲之就特别热心于制造水碓磨和千里船等，张衡也格外热衷于研制地震的方位地动仪和测风向的候天仪，却从来没有哪个人甘愿沿着繁密的逻辑路径，去不计功力的

　　毕生研究世界的本源与心智的关系。这也就难怪黑格尔要冷嘲热讽的贬议“东方无哲学”了。不过，严格说来，黑格尔的见解并不正确，因为中国先秦时代的诸子百家恰恰全部是哲学家，也就是说，他们全都起到了哲学家的精神铺垫作用和逻辑打造功能。只可惜，他们太现实了，太注重鼻子跟前的社会忧患和人文关怀了，所以，他们的思路是当下急用的，他们的逻辑是微言大义的。你看，孔老夫子整天忙着游说列国，相比之下，亚里斯多德却急于摆脱马其顿王室帝师的苦差；墨子操心如何用“兼爱”和“非攻”来平息战争，与此同时，苏格拉底倒一点也不认为他奋勇参加雅典城邦保卫战与他的哲学有什么要紧的关系；这边公孙龙悠然游戏“白马非马”，那边欧几里得潜心编撰几何十三卷；唯独老子逍遥世外，似乎大有追问天地之道的雄心，可他又太深刻，太虚无，或者也可以说是太慵懒了，以至于若非函谷关的关长挡驾，他恐怕毕其一生也不肯留下一个字给后世。然而，如果仔细阅读他的《道德经》，你会发现他的世故一点儿也不逊于其他诸子，反之，其思辨论证之才具却照例显得十分苍白。短短五千言，居然多数篇幅都在讨论如何做人与如何为君，其实用程度足以让后来的汉朝帝王直接颁作治国之策，或者，也足以让芸芸众生将其蜕变为一宗救民于水火的世俗道教，却无论如何也无法把它发展成“致虚”的思想逻辑和“守静”的科学实验。

 

　　 果不其然，实用的哲学很快就会给人带来实用的效应：政治上，我们古老的社会制度是最完善最稳固的，折腾了两千年，你也休想彻底拆解它那千丝万缕的人治纽带和深入灵魂的专制架构，以至于一门心思信奉辩证运动的马克思，都只好无奈的将这个东方怪物称为“停滞社会”。经济上，早在唐宋元明的中古时代，尤其是清朝初年的所谓“康乾盛世”时期，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曾经占到全球总产值的1/3左右，远远高于现在美国经济独具鳌头的世界地位（约为21%），但从这里却根本不可能衍生出别具一格的现代商品经济形态。技术上，我们更是占尽了逻辑省略的便宜，指南针是基于天然磁体倾向地球磁极的偶然发现；火药是炼丹术士将各类杂物随即配方弄成的意外事故；造纸和活体印刷更是民间生产实践活动的产物，丝毫不必进行任何繁琐细密的逻辑运筹；即是说，我们的四大发明无一不是既切近又实用的东西，绝不会有哪个傻瓜去专研远在天边的“日心学说”或一无用途的“自由落体”。到头来，我们只好扮演罗德岛上的舞蹈家，夸自己过去跳舞如何精彩，只是现在底气不足，衰态毕现，无论怎样努力挣扎也站不直，跳不高了。

　　

　　 1840年的鸦片战争，预示着由浅用哲学所构造的精神实体的最后发展界限，1919年的五四运动，标志着我们只好断然割舍那个缺乏丰厚底蕴的思想文化传统——一脉古老的文明枯枝就这样噶然断落。可它的祸根却应该追溯到先秦时代甚或先秦时代以前。想想看，那个发端于黄帝和文王的“阴阳”辩证理论，一开局就足以用来解释男人和女人的一切玄奥，对于如此贴近我们身体发肤的直观哲理，你还能指望它产生怎样长远的精神效应和逻辑成果呢？

　　

　　 哲学原是极深沉的“务虚”，只有精于务虚的民族才有望找准“务实”的方向。须知人类就是以“智质虚存”主导“体质实存”的衍存物。所以，哲学的兴衰似乎一直与文明的兴衰密切相关，西方哲学思潮的涨落与西方历史气运的起伏完全吻合，中国亦然。只是由于中国自古缺乏多向求索的宽松气氛和深向发掘的逻辑功力，因而也就缺乏广博缜密的哲思体系，文明的张力到底弱一些。

　　

　　 我并不是要说，中华传统文化已一无可取，恰恰相反，我倒以为西方的思绪目前实在需要注入一缕新风。但关键在于，我们必须澄清它的合理嫁接点究竟在哪里。假若我们还在沿袭陋习，急功近利，心浮气躁的总是忙着去那种换汤不换药的勾当，那么，即使我们眼下争得了一时的振兴，只怕依然难能持久。鸦片战争以后，最先系统地介绍进来的西方思想，竟然是赫胥黎和斯宾塞所宣扬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或者应该说，是严复译述的《天演论》把上列二位的观点有意曲解成这种形象，借以激发我们这个老大昏聩的民族的危亡感），一望而知，那又是一个迫切挪用的急就章；五四运动前后，弃旧迎新的新文化烽火首先由胡适的一封信点燃，可他最终给我们引进的却是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再往后，我们又把费尔巴哈式的所谓“唯物主义”捡起来当作至宝，还发誓要不遗余力的批判一切被冠以“唯心主义”帽子的思辨学说，殊不知自笛卡尔以后，大多数唯物论者早已沦为哲学的外行，他们甚至都搞不明白那些思想大师究竟在探寻什么问题。说来寒心，难道我们真就荒唐到如此程度，居然敢相信那些呕心沥血的唯心大哲全都瞎了眼睛硬是瞅不着身外的存在？看来，中国人的管状视野里只能容下照亮鼻尖的烛火，哪怕远方的太阳正在灼烧我们的胸膛也还是一样的视而不见。如果说，过去百余年的救亡运动不允许我们放长眼量，那么，今天中国的文人学子总该可以细细品味精神哲学的悠长余韵了吧。

　　

　　 纵观人类思想史，真正在哲学上有所建树的人大都是当时的博物学家或自然科学家，反过来，在自然科学上做出重大贡献的人通常也相当谙熟正真的哲学，这是两条腿撑着一架躯干的格局，弄成瘸子总不便于走的长远。因此，切不要以为仅仅学好了数理化就必然可以把握未来科学的方向，也不要以为单凭追逐时兴的思潮就一定能够跳到时代的前头。须知西方的学子即便不是全都精读柏拉图或康德的著述，他们的心智深处也濡染着西方哲学的基本精神和氛围，同样的，我国的学生即便不太通读孔夫子或老子的说教，其精神底层也残留着东方思想的顽固印记和气息，如果我们真想学习人家的长处，请从这个最深在，也最具决定性的地方着手。牢牢记住，今天的知识照样有厚薄远近之分，也照样有操作系统和应用软件的区别，由此开始的马拉松竞赛最终照样会显出耐力的高下和气脉的短长，只是不知当前再造的中国文化打算做出怎样的选择？

　　

　　 临末，让我借用罗素的说法，对哲学本省做一个最简要的介绍：人类迄今经历了神学，哲学和科学三大思想阶段，哲学因而成为神学和科学之间的逻辑中介过渡载体。它与神学的共通点在于，二者都倾向于追究世界的终极原因，并表现出对人类自身的终极关怀；不同之处是，神学所使用的思想方法乃是“信仰”，哲学所使用的思想工具乃是“理性”。由此不难推断，它与科学的共通点在于，二者都是借助于理性方式来探讨问题的学术；但研究目标上不同也显而易见，科学更关心具体的研究对象，哲学却保持着它的终极关怀形态。如果说，对具体问题的研究不能导出我们对自身处境的整体认知，或者，如果说，人类的思维倾向于越来越分化，细致和狭隘，亦即倾向于越来越迫切，实用和轻浮，那么，站在统一和整合的哲学立场上来俯瞰世界和人类的总体状态和终极关系，难道不是一个十分有趣的大视野或十分高远的大境界吗？